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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中国的公安警察制度与公共安全
关键字: 暴力机器国家强制力公安警察改革开放犯罪率凶杀率暴力的另一个作用是降低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近年来,不平等在世界范围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为降低不平等,不少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但其政治上的可行性令人存疑。【10】回首过去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和平实现平等化极为罕见。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还是外国,不平等的大幅下降几乎都是发生在战争、革命之后,似乎只有暴力与暴力威胁才可能打烂既有社会秩序、改变收入与财富的分配格局、缩小贫富之间的鸿沟。事实上,与平等相关的其他历史大事件(如投票权的普及、工会势力的崛起、福利国家的出现)与大规模战争动员、革命之间往往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11】
恩格斯说,“每一次革命的胜利都带来道德上和精神上巨大跃进”,战争似乎也能带来类似的功效。实证研究发现,处于战争状况下,面对暴力的威胁,更可能激发起人们的同情心、互助行为、利他行为、政治参与意识、对彼此的相互信任、对政府的信任、对权威的自觉服从;人们的社会资本更多,社会动员更容易进行。尤其重要的是,面对战争与暴力威胁,人们对女性的态度往往会发生转变,女性的处境也会发生变化,直接反映到婚姻、离婚、家庭成员内部地位的调整、妇女劳动参与、政治参与等方方面面。【12】
哪怕稍微了解一点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情况,对这一切都不难理解。不过,暴力最大的正面作用是减少暴力。这虽然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但却是事实。战争是暴力,但战争也是减少暴力的有效途径,因为它催生了越来越大的共同体,催生了国家。汉语中的“国”字从“口”、从“戈”;“口”为四方疆土,“戈”则指兵器,亦即军队。所以,“国”一开始就是与暴力联系在一起的。在霍布斯笔下,国家形成似乎是一蹴而就的: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人们决定“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13】
《吕氏春秋·荡兵》对国家形成过程的描述似乎更符合实际:“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14】
人类诞生以后,国家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战争使得游群逐渐被部落替代,部落逐渐被酋邦替代、酋邦逐渐被国家替代。最初形成的国家规模很小,战争又使得微型国家不断被更大规模的国家替代。在中国,相传“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战国策·齐策》)。到周代初年,已减至一千八百国;到春秋时代,只剩一百几十国;到战国时代,只剩七大国和十几个小国;最后,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
图自《中国历代战争年表》
在欧洲,直到15世纪,还有5000多个政治实体;17世纪初三十年战争开打时,还有500多个政治实体;19世纪初的拿破仑时代,还有200多个政治实体;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的数目已降至30个以下。【15】
可以想见,政治实体的数量越多,它们之间发生冲突、暴力相见的机遇越大。反过来,当较小政治实体融入较大政治实体以后,随着实体数量下降,冲突的机会自然会降低。更重要的是,一旦形成,大实体会尽力阻止境内小实体之间相互开战,从而有效减少暴力的频度与烈度。【16】
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史前各种实体很多时,战争死亡率高达60%,平均15%。到出现狩猎-采集群时,它们之间的战争死亡率最高30%,平均14%。在近现代残留的狩猎-农耕部落,战争死亡率平均为24%。国家形成以后,战争死亡率大幅下降:例如,15世纪的墨西哥为5%。在过去500年的欧洲史里,17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无疑是最血腥的;但前者的战争死亡率为2%,后者为3%。【17】
国家形成后,它之所以能够降低了群体之间战争冲突的频度与烈度,归根结底是因为它逐步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强制能力,清除了境内拥有暴力手段的势力集团(军阀、匪帮等),垄断了境内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根除内战祸根以后(今天世界上不少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国家还需维护国内的公共秩序,降低人与人之间暴力冲突的频率。凶杀率也许是显示国家减少暴力能力的最好指标。大量研究表明,在近现代残存的、尚未形成国家的传统社会,凶杀率高达十万分之一百;而16世纪以前,欧洲各地的凶杀率也处于十万分之一百到十万分之几十之间。其后,随着欧美各地开始了国家构建的进程,凶杀率逐步下降;到20世纪初,这些国家的凶杀率已降至十万分之一上下。【18】
可见加强国家强制能力对维护公共秩序至关重要。国家强制能力的基础是暴力,但它也是减少暴力的必要条件。问题是,国家强制能力的建设是否只有一种方式,即欧美各国采取的那种方式?西方学者倾向采取这种看法。如我上面引用的凶杀率数据来自哈佛大学教授史迪芬·亚瑟·平克的收集整理,他对数据的解读是,现在世界上,欧洲各国凶杀率最低,其他凶杀率低的地区要么是前大英帝国的属地(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加拿大、马尔代夫、百慕大),要么是他认为采取了西方模式的东亚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香港)。而说到当代中国十万分之2.2的凶杀率,他承认这也相当低;但他唯一能想到的解释是,中国是个密不透风的独裁体制,是个“警察国家”,仿佛中国的治安是依赖大量警力维系的。【19】
- 原标题:《社会转型与国家强制》序言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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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马密坤
- 最后更新: 2018-03-22 07: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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