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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平:3015年 会有中学生记得上海么?
关键字: 上海文艺文化工业化现代化梁祝陈行公路
《梁祝》是一部少见的多人合作曲目。其中提供旋律的何占豪是典型的音乐“土著”。何占豪之父是一个底层绍兴土戏演员,完全不希望儿子继承父业。所以何占豪的音乐启蒙又“土”又业余,跟着奶奶“蹭”戏听,从哥哥姐姐那里听“洋学堂”的歌曲。17岁那年杭州解放,他考入浙江文工团,随后转入越剧团。为了给剧团配上现代乐器,他又去上海寻找能教小提琴的老师,最终在24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此时距离梁祝的诞生只有一年。可以想象,在他迈入正规音乐院校大门的时候,源于越剧曲调的梁祝主旋律已经在他心里埋了很久。
但是,如果何占豪没有在正规院校学到如何精确地分析音乐的美感,如果没有专业的作曲人才整理只存在于个人心中的旋律,如果没有完美的和声、配器,梁祝的旋律将永远是何占豪自己课余的习作,绝不会成为跨越阶层和地域感动几亿人的名曲。实际上,在《梁祝》一举成名之前,何占豪已经自己根据越剧曲调写了一个弦乐四重奏《梁祝》,但只在学校内部引起了一定反响。直到来自音乐世家的学长陈刚参与创作,情况才出现了转折。
陈刚的父亲陈歌辛是中印混血的西洋音乐名家,自幼在上海受西式教育,师从欧洲音乐家,此后一直从事作曲和音乐教育工作,无论在民国的音乐学校还是在日伪文化机关,他都是主力创作人员。周璇等上海歌女赖以成名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凤凰于飞》、《夜上海》,都是陈歌辛作曲。他自幼对陈刚进行严格的音乐教育,也为他聘请了欧洲名师,对儿子的期望就是复制自己的人生道路。陈歌辛同时也非常善于判断时局。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当夜,他重新开始写作抗日歌曲。1949年上海刚解放,他立刻把14岁的陈刚送去参加解放军“洗清出身”。毫不意外,新中国刚刚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高等音乐教育体系,陈刚就在20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成了比自己大两岁的何占豪的学长。
本来陈刚并不看好何占豪组织的“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认为这个小组的口气太大,实力不足,觉得“我专业作曲马上毕业了,我同你们业余的搞这些算什么呢”。担心与何占豪合作影响自己的毕业设计。但接触到梁祝旋律后,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座源于民间艺术的“超级富矿”,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另一名以演奏闻名的参与者俞丽拿,也是音乐世家出身,自幼学西洋乐器,虽然未曾在作者名单上署名,也为梁祝的编曲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到了1959年5月4日,从确定主题开始不到半年,梁祝的创作即告结束。
5月27日,俞丽拿为首的演奏团队公开演奏这部民族交响乐,一举征服所有观众,不得不全曲返场,当日就成为重大新闻。1960年,中国在莫斯科举行国庆11周年音乐会,也是我国首次海外中国交响音乐作品专场,《梁祝》是重头曲目。诞生仅一年,《梁祝》就确立了中国文化代表作的地位。时至今日,《梁祝》已经全方位覆盖了中国社会,上至国家级音乐会、下到小学生音乐课,乃至音乐贺卡和街头宣传车的背景伴奏,《梁祝》的旋律几乎无所不在,覆盖了所有阶层和地区。所以我相信1000年后的中国文化后继者依然会熟悉它的声音。
俞丽拿(左)、陈钢(中)、何占豪(右)合影
《梁祝》是一部传统与现代交织、高雅艺术和民间戏曲共生、中西文化结合的作品。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说,当时红色中国唯一的现代化工业社会在上海、唯一有深厚现代音乐传统的城市也是上海,所以,尽管中国内地广阔,以上因素最佳的结合地点却是上海这个现代城市。回顾它的创作历程,可以发现:传统戏曲锤炼多年的旋律、现代音乐的表现方式、来自底层的艺人和现代城市的音乐世家,四个创作条件都是必要前提,缺一不可。而50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迫使四个条件紧密结合——无论当事人主动还是被动地投身于这种结合。
除了梁祝外,50年代被当代音乐人整理出来的民间名曲,最知名的是《二泉映月》,同样是杨荫浏、曹安和两个曾长居上海、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音乐人从底层社会发掘的曲目。若非新社会积极鼓励、支持知识分子向民间挖掘音乐素材,这段伟大的旋律也会像无数民间佳作一样,在道观妓院之间辗转几次就此泯灭。而《二泉映月》从单纯地民族器乐转为现代音乐,最早的改编者和演奏者,正是 “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的何占豪和丁芷诺。如此看来,梁祝这部伟大爱情作品出现在50年代的上海,以国庆十周年献礼作品的身份亮相绝非偶然。就算没有《梁祝》,这个打碎阶级藩篱,鼓吹新文化的红色年代也会诞生其他名作。正如何占豪的自述:
【《梁祝》诞生的过程应该恢复它本来的面貌。我们靠《梁祝》起家的三位“名人”,在当年“蚂蚁啃骨头”的《梁祝》工程中,不过是“三只小蚂蚁”而已……旋律的原创者是越剧界的老前辈和江南的劳动大众。《梁祝》的成功,很大部分应归功于刘品、孟波等当年的领导与策划;归功于以丁善德、赵志华为代表的老师们的指导;更要归功于以丁芷诺、俞丽拿为代表的当年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同学们,正是他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小提琴民族化的雄心壮志和团队精神,催生了《梁祝》的诞生。《梁祝》是名符其实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8、红色大上海 文化流水线
梁祝的基本旋律来自于“本土”的越剧。但越剧这个中国第二大剧种,也不是“纯正”的传统文化。相反,越剧的历史非常短,鸦片战争之后才在浙江萌芽,20年代才开始有女演员,九十年前的1925年才在上海得名“越剧”。30年代,越剧界受左翼思潮影响,转而发展《雷雨》等现代剧目,以上海和长三角的现代市民作为主要市场,学习电影、话剧等西方表演技巧,引入导演制,得到了迅猛发展。
1946年,雪声剧团主动排演鲁迅作品《祥林嫂》,得到了周恩来的赞赏,袁雪芬邀请共产党文化机关参与编剧,彻底站到了新社会一边。195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陈毅支持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大获成功,之后又陆续地把《红楼梦》、《西厢记》、《聊斋》、《李娃传》等文学作品排成剧目,摄制为电影,促使越剧出现新的发展高峰,成为全国性剧种。2006年,越剧被第一批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左翼思潮、政治革命和上海的现代工业社会是越剧成功最直接的原因。《梁祝》的音乐旋律在被何占豪、陈刚发掘之前,已经在现代都市的越剧文化市场上进化了20多年,是无可置疑的“左翼海派艺术”。
1949年,共产党接管了上海,随即按照自己的文化政策对上海文化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1950年5月,上海解放还不到一年,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写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点名批评上海最典型的现代文化标志——电影工业。(1985年胡乔木在人民日报为《武训传》平反)。表明了要把政治革命发展为到文化革命的决心。1951年3月,新政权对上海电影业进行军管。
红色年代的上海依然是中国最大的电影制作中心。在大多数省还在努力建第一个电影制片厂的同时(往往是上海援建,为此解散了江南电影厂),上海已经成立了七八个制片厂,以每年上百部(包括科教片、译制片)的速度制作新片,精品如云。比如刚刚批完《武训传》,上海就拍出了《南征北战》和《宋景诗》,从重现战争气氛的角度来说,前者是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战争史诗电影的顶峰;后者是中国古代战争电影的顶峰,至今无人超越。之后的《女篮五号》、《十五贯》、《红色娘子军》、《渡江侦察记》、《鸡毛信》、《铁道游击队》、《家》、《护士日记》、《春苗》、《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牧马人》、《城南旧事》……红色上海的几百部电影名作,每一部或是给几十万家KTV留下一首主题曲,或是给当代汉语留下几句台词作为成语。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儿童还会传唱“小燕子穿花衣”的儿歌,同学之间还会相互拍着肩膀说:“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这都是红色上海电影引领当代大众文化的证据。
拉兄弟一把
除了故事片,上海一度还拥有中国独一无二的美术电影制片厂,在90年代之前制造中国80%的美术片。八零后熟悉的《大闹天宫》、《哪吒闹海》、《黑猫警长》、《天书奇谭》、《神笔马良》、《大盗贼》、木偶戏《阿凡提》、《没头脑和不高兴》、《雪孩子》、《小蝌蚪找妈妈》都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作品。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提供了《中学生守则》、《小学生守则》,以及解说词走进了中学课本的《泥石流》。90年代之前,电影正片之前没有广告,而是科教电影厂的短片,上海出产的科教片是当年最有效的科普工具。上海译制片厂的配音产品就更著名了:《佐罗》、《追捕》、《虎口脱险》、《斯巴达克斯》、《真实的谎言》、《尼罗河上的惨案》、《野鹅敢死队》、《 加里森敢死队》。创下单期950万印数记录的《大众电影》,创刊地也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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