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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思义:怎么理解习近平的经济思想?
关键字: 供给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习近平马克思新古典主义此数据特别引人注目之处,是其涵盖美国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处于繁荣增长高峰期的1977-2000年——按照假定,TFP本应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特别高。
乔根森、何民成与凯文•斯德尔对美国41个非政府、非家庭经济行业所作的更详细研究发现:“在这41个行业中,中间投入年均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资本为0.5个百分点,劳动力投入为 0.3个百分点……此分析显示,中间投入对经济增长发挥着关键作用……固定资产投资发挥着第二重要的作用,TFP发挥的作用则较小。”15
从美国早期增长数据看,这种趋势没有改变。乔根森、戈洛普与弗劳梅尼对1948-1979年二战后早期美国经济的分析发现:“中间投入是目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来源。
在我们据以考察的45个行业中,有36个行业我们可以衡量中间投入,且这些中间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远高于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产出增长作出主要贡献的是中间投入、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到目前为止,中间投入的贡献最为重要。”16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经济增长趋势也同样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的表现如下:
• 三位韩国经济学家Hak K. Pyo, Keun-Hee Rhee和Bongchan Ha对原材料中间投入的研究发现:“韩国经济中,不同要素对于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依次为:原材料、资本、劳动力、TFP、能源。”17
• 中国台湾经济学家梁啟源对1981-1999年中国台湾省26个行业的原材料中间投入所作的研究发现:“除7个行业外,原材料投入对1981-1999年所有行业产出增长的贡献最大。”18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若恩和孙琳琳把1981-2000年,细分为1984-1988年、1988-1994和1994-2000年三个阶段后发现:“中间投入增长是大多数行业产出增长的主要来源。”19
鉴于中间产品与服务发挥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因素中劳动分工的发展条件对供给侧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充足的运输系统、通信基础设施到产格的严品标准、准许快速有效的经济交流等诸多实际条件。
正如 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在作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说明时指出:
“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20
国际劳动分工
中国1978年后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与国内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相关的重要政策是国际开放,是显而易见和众所周知的。开放带来更大规模的市场和生产发展,意味着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的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所有重要的西方统计学研究显示,开放与经济快速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没有必要在此引用所有这些已为大家接受的结论。
开放的事实结果是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的重要体现。正如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21 或者用习近平在2012 年12 月31 日讲话时标题“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更贴切。
固定投资
如果中间产品/流动资本是单个生产周期的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的体现,那么固定投资则是数个生产周期的劳动社会化的体现。不过,如果认为固定投资的决定性作用是现有技术数量扩张,那么则是犯了一个低级的经济错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固定投资首先需要纳入创新和技术升级。
例如,正如大量的研究分析所示,美国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迎来爆发式发展,是基于大量的创新技术(微处理器,互联网服务器等)固定投资。
因此,固定投资应重点聚集于新技术和创新的生产升级,这也与习近平就创新的分析一致:“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我们不能在这场科技创新的大赛场上落伍,必须迎头赶上、奋起直追、力争超越……
我国进入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并联发展、叠加发展的关键时期……
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要高度重视原始性专业基础理论突破,加强科学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基础性、系统性、前沿性技术研究和技术研发持续推进,强化自主创新成果的源头供给。
要积极主动整合和利用好全球创新资源,从我国现实需求、发展需求出发,有选择、有重点地参加国际大科学装置和科研基地及其中心建设和利用。”22
绝大多数国家数据体现了固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如图2所示,涵盖1992-2014年间的占全球GDP达94%的103 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平均而言,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1%,劳动力投入为29%,TFP仅为10%——证明了固定投资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固定资本投资对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发展中经济体。资本投资对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对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固定投资对大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大于小经济体——资本投资对世界20个最大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 。正如中间产品一样,固定投资是劳动社会化的直接体现。
劳动力质量
如图3、4所示,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数量(工作时间)和劳动力质量(培训和教育)之间的定量平衡发生了重大变化。平均而言,发展中经济体27%的GDP增长来自于劳动力总工时增加,仅3%的GDP增长是来自于劳动力质量改善;发达经济体仅15%的GDP增长来自于劳动力总工时增加,11%的GDP增长则来自于劳动力质量改善。
因此,当一个经济体越发达,劳动总工时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下降,与此同时教育与培训改善则成为重要的增长因素。总的来说,当一个经济体越发达,教育与培训改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越大——劳动力质量改善是源于教师的工作和培训计划等等,是劳动社会化的经典例子。
研发
事实上,研发进一步构成了劳动社会化最明显的例子之一。现代技术创新不是由孤立的天才创造,而是受益于巨大的资源分配——历史和现代研究证实,研发成功与投入分配成正比。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科技长期保持领先优势,源于对不断增长的研发资源与大规模创建的专业研究机构的应用。在整个完整的历史时期,美国科技保持领先是源于其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研发支出。
正如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指出:“美国经济足够大到孕育具有专业管理经验的大企业——庞大的研究预算有助于组织创新过程……美国通过在重要大学建立研究部门与批准特别用地在各大高校进行农业研究增加其领先优势……研发支出纪录显示,美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从1921年的0.2%上升到20世纪60年代的约3.0%。”23
因此,研发成功是源于大量金融和人力资源的利用。从现代研发支出规模来看,正如彼得•马什(Peter Marsh)在其所著的《新工业革命》(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中指出,2010年世界用于研发的支出达到约1.2万亿美元,比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这一数据高出25个百分点。
2010年全球至少有7百万人从事科技工作,这一数据比1995年高出40个百分点。2008年,他们为科技记者生产了150万份报纸,比20年前的数据增长了三倍多。
1990 – 2010年间,美国专利办公室收到的年专利申请增长了143%。最近的报纸,三分之一涉及的是不同国家间科技人员的合作。24 当然,这样的资源构成了巨大的间接生产投入——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体现了先进的分工/劳动社会化的有效性。
当然,这源自习近平的总体分析——应全情投入到研发,因为创新是发展供给经济学不可缺少的基础:“我们要着力完善科技创新基础制度,加快建立健全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创新调查制度、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大幅提高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水平。
要着力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聚焦国家战略目标,集中资源、形成合力,突破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重大关键科技问题。”25
个人创业
上面已全面分析了不同形式的劳动社会化的定量贡献,最后谈谈现代新古典经济学所称的拉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个人创业。个人创业能部分性发挥作用拉动经济增长,但其不是通过中间产品、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来创造增长,即其仅能发挥类似于TFP的部分作用。
但如上文所述,TFP提高对经济整体增长的贡献率较小,对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贡献率均仅为10%。此外,TFP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并不高于对发展中经济体,但个人创业一般是前者高于后者。
退一步说,即使假设个人创业是发达经济体的TFP全部(虽然这个假设很不合理,因为技术、生产规模、研发和其他因素才是TFP的关键原因),个人创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仅相当于劳动力投入的三分之一、资本投资的六分之一。
结论:拉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定量因素是劳动社会化
利用现代统计技术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同要素的贡献,我们来做个总结。
• 理想的数据是对所有国家的中间产品、资本、劳动力与TFP作出测算。但遗憾的是,所有国家的中间产品数据并不存在。
但上文所述的研究结果显而易见,中间产品与服务是最重要的增长来源,其对最发达的经济体——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固定投资的贡献率为24%,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为15%,TFP的贡献率为9%;
• 占全球GDP 94% 的经济体的固定投资投入、劳动力和TFP全面数据显示,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1%,劳动力投入为 29%,TFP为10%。
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代表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流动资本/中间产品、固定投资、劳动力投入)投入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0%。
相反,现代新古典经济学所宣称的决定性的增长因素——个人创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到10%——确切地说其贡献率尚不及TFP,因为TFP包括不同因素,它们本身就是劳动分工的产物。
因此,劳动社会化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新古典经济学所称的决定性增长因素——TFP的九倍多——详细分析TFP会显示,即使9:1的比率也是低估了。显而易见,拉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定量因素是马克思所分析的劳动社会化。
因此,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结果,完全印证了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供给侧的正确性。劳动社会化,工人阶级,是发展生产的最强大的力量。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新自由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支持者,即中国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鼓吹错误的观点时,只能极力避免在其文章与分析中使用精确的数字,用假大空的套话与空洞的公式,或者尝试引用现已被西方正式淘汰的统计方法。
正如习近平指出,马克思经济理论是正确的。正如习近平指出:“工人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26
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生力军,其政治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当然,这样的重要分析也是习近平就工人阶级与中国的民族复兴所作结论的关键:“工人阶级要坚持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充分发挥伟大创造力量,发扬工人阶级识大体、顾大局的光荣传统,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始终做凝聚中国力量的中坚。”27(完,参考文献附后)
- 原标题:现代西方研究证实了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供给侧改革的正确性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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