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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思义:怎么理解习近平的经济思想?
关键字: 供给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习近平马克思新古典主义【从新常态到供给侧,习大大所提出的经济学概念很多。两会在即,十三五开局,理解中央政策,首先得温习弄懂这些概念。英国人罗思义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深层源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出发,提出了解读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很多真知灼见,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理解。】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工作的总体思路是推进供给测结构改革。
本文旨在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西方经济学家的最新统计研究,均支持习近平的上述理论结论。“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学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供给经济学。因此,我将同时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两个层面论证,“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学派是错误的。
对中国来说,这个问题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战略意义。
中国的民族复兴只能在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完成。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正确的,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主力军是工人阶级,中国的民族复兴必须是由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及他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来主导的。
而不愿意坚持这一观点的人则会得出不同的战略结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经济研究印证习近平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重点应是供给经济学,这对中国的战略路线至关重要。
(此供给经济学非彼供给经济学,此前,笔者拙文《世上有两种供给侧,一种是里根的,另一种是……》曾探讨过中国供给经济学与美国供给经济学的不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边际主义经济学框架的关系
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中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
相比之下,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学派是“新古典主义”。这一学派的关注重点是供需关系,最关注的的问题是“一般均衡”是否存在——能否同时在各种市场形式下保持供需平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问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如果供需处于平衡,那么经济将会呈现何种态势?我们又该如何发展经济?”
当然,了解马克思并不主张供需总是必须维持平衡这一点非常重要。马克思指出,供需不平衡是实践中的常态,即“微观经济失衡”存在。因而在供需平衡的基本假设上分析经济问题就非常奇怪——按照西方标准的“阿罗•德布魯一般均衡模型”,达到一般经济均衡需要满足很多限制性的假设。
继而马克思提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即使我们假设供需在长期内处于均衡状态,或者说短期内的供需非均衡状态,会根据经济学前辈亚当•斯密分析的传统原因自动调整到长期的均衡状态,那么处在均衡状态下的经济又将如何进一步发展呢?
马克思对此问题所采取的研究框架与他的古典经济学前辈斯密与李嘉图是一致的。然而马克思意识到,对经济供需波动而非供需均衡后经济如何发展的研究属于庸俗经济学范畴,即它们只专注于较次要的短期波动和其他经济特征,而非研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
尽管现代的“凯恩斯经济学”在马克思在世时尚未诞生,但“凯恩斯经济学”对萨伊定律(Say's Law)的分析与马克思对此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称,需求普遍不足的经济状况不存在(严格来说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马克思比凯恩斯早75年指出,萨伊的说法是错误的。但马克思没有重点分析有效需求不足的可能性,即“宏观经济失衡”的情况,而是重点关注经济即没有需求不足又没有需求过剩的情况下该如何发展经济这个更重要的问题。
有必要再次指出,马克思并不是说经济中的需求总是有效的,也不是说过剩需求引起通胀的情况不会出现,他只是在分析需求充足/平衡时经济的发展情况。
马克思的这一分析直接得出一个结论,经济的供给因素起决定性作用,正如习近平所说,这并非说需求(尤其是短期需求)在任何情况下都无影响,而是说供给因素是最重要和最具决定性。
马克思指出:“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个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在总体内部具有差别。生产起决定性作用,它既支配着生产本身,也支配着其它要素,经济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是不能支配作用的东西……生产(模式)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模式)”2
因此,生产(供给因素)才是最重要的经济因素,也必须是分析的重点。也即是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确性和强调供给侧是不可分开的,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当然,习近平也强调了这两点。
用术语来说,马克思的分析重点在于微观经济均衡(所有独立市场中的供需平衡),与宏观经济均衡(总体需求并非充足/过剩)时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这反过来明确了马克思与其他经济分析的关系。这并不是说,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对经济知识毫无贡献,事实上这些学派就供需如何发展作出过有些有趣的具体分析,凯恩斯就发明了影响需求的新术语,比如量化宽松、预算赤字等等。
但他们并没有论述马克思所讨论的更为重要的问题——假设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中供需都已经处于平衡状态,那么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何种经济因素最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在此框架下拘泥于教条,而是主张实证检验。他指出,最重要的经济因素不是微观经济中的供需变化,或者凯恩斯所说的有效需求不足/过剩,而是另一种因素,即他所称的“劳动社会化”。
因此,这构成了马克思的基本主张——最重要的生产因素是“劳动社会化”,工人阶级则是劳动社会化的体现。
当然,马克思分析的基本原理也是习近平经济结论的重点:“工人阶级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3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习近平指出:“工人阶级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力军。我们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阶级地位,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不能只当口号喊、标签贴,而要贯彻到党和国家政策制定、工作推进全过程,落实到企业生产经营各方面。”4
这样重要的结论受到西方一些分析的辩驳,原因是西方对中国语境中的工人阶级构成的分析有误。
工人阶级是指那些出卖劳动(要么脑力,要么体力)的人,这和“工人阶级仅仅是指那些出卖体力劳动的人”的西方庸俗经济学观念无关。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是一个高级技术工人——他是大学雇员。同样,屠呦呦也是一个高级技术工人——她是医学研究机构的雇员。
以完全不同于纯粹的科学家的技术专家为例,现代信息技术的创始人全都是高级技术工人,比如世界第一台激光器的发明者西奥多•哈罗德•梅曼(Theodore H. Maiman),晶体管的发明者约翰•巴丁(John Bardeen)、沃尔特•布拉顿(Walter Brattain)与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微处理器的发明者特德•霍夫(Ted Hoff)等等。
尽管爱因斯坦属于工人阶级,正如把人类送入太空和把火箭送上月球的中国科学家一样,但在自己农田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或者从事城市房屋装修的个体户则不是。“工人”和“工人阶级”的定义是视一个人是否出卖劳动而定,而非完成一天的工作后其手是否脏。
- 原标题:现代西方研究证实了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供给侧改革的正确性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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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苏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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