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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周来:收入分配、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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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今天社会收入差距在收敛,但是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感觉和不满却越来越强烈?
第一,社会公平改善的速度跟不上大众的心理预期。一方面,社会大众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和权力意识在高涨,但另一方面,政策效果有一定的时滞,很好的政策目标又受到财政或其它条件约束,这与人们的强烈期盼形成了反差。
第二,舆论的放大效应助长了群众对不公平的主观感受。尤其是在今天这个自媒体时代,一些富二代炫富、官员腐败等事件被选择性地“拱”出水面;这和另一面的社会现象,诸如少数生活困难的人群或求助无门者的遭遇形成强烈反差。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少数政府人员的工作表现并不令人满意,又被媒体进一步强化。有些官员能力较差或不作为,甚至自己就在制造问题,却把问题都推给“体制”,这就更强化了社会的负面情绪。
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中经常提到公平与效率的二律背反问题。具体分析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和社会公平的关系,可用的理论工具,主要有新工业增长模型、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和改革动力论。
新工业增长模型
中国社会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它正在向以现代产业主导的经济转型。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资本的积累和深化,二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
就经济增长而言,资本的积累非常重要。我们国家传统上是农业社会,家庭传统重视生男,因为农业社会最重要的是劳动力。而工商业时代,人均拥有资本量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增加资本的途径,一是国家作为投资的主体,二是社会资本的投资。为了鼓励投资意愿,需在社会分配中更加倾向于资本要素的拥有者,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也着重说明这些年来资本收益率大大高于劳动和其它要素的收益。
前些年,我国以年均9.8%的高速实现经济增长,其中资本要素的贡献率占到45.5%。中国由一个比较穷的国家变成比较富的国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些年确实非常重视资本,重视投资。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2000年是65.5%,2007年为57.5%,2012年降到44%。人民生活改善的程度跟不上GDP增长的速度。从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看,近些年世界主要经济体通常在50-57%之间,而我国2013年仅为47.8%。劳动报酬的增加与企业利润增加也不同步。要经济增长,就不可避免地要给资本更高的激励,劳动所得就会相应下降。
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阿瑟·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必然伴随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部门转移;在非农产业中,也有低生产率和高生产率部门的区别。实现经济增长,意味着劳动力由低端向高端部门的不断流动。
世界银行有一个研究成果,中国经济增长的21%是直接来源于劳动力的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我们的农民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让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由低端流向高端,其动力是城乡收入差距与部门收入差距。刘易斯曾讲过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如果城里人的收入是农村人10倍的话,每当城里出现一个空缺岗位就会有10个农村人进去。如此看来,劳动力流动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部门之间存在收入差距有其必然性。这是3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而社会不公平增大的一个客观原因。
改革动力论
改革动力论强调激励机制。要给改革推进者或参与者以激励,使他们从改革产生的制度安排中受益。这是给“先入者”的积极性的鼓励。而制度转型的追随者是否愿意跟进,也在看这些“领头羊”们是否得到额外的收益。
我国的改革模式是典型的先试点、后推开,先沿海、后内地,先增量、后存量。在这种背景下,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发、开放,实现了“先富”,推动改革的地方政府官员与参与改革的非国有企业投资者与经营者,成为中国首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同时,这也拉开了沿海与内地、“增量”与“存量”不同部分的人群之间、尤其和普通职工与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这是很典型的“公平和效率”二律背反。
- 原标题:收入分配、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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