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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我们为什么有必要学习古代世界历史
关键字: 刘小枫南海仲裁案历史史学我们为什么有必要学习古代世界历史三
在布克哈特看来,启蒙哲人们的所谓“历史进步”一类说法纯属胡扯。这类历史哲学式的说法不过想要在政治现实中获取“迫切需要的东西”,严肃的史学恰恰应该抛弃这些东西,尽可能客观地观察和描述“过去的斗争、冲突和多样性”。布克哈特的世界史观察拒绝从人类的“野蛮”状态开始,而是从人类的“文明”状态开始。他的理由是:“只有文明民族而非原始民族,才可纳入较高意义上的史学”。在他看来,世界历史绝非是一个从野蛮到文明的线性进步过程,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古希腊罗马文明能够“垂范后世,无法企及”,或者为何直到近代,游牧民族仍然威胁着已经有上千年文明史的农耕民族的政治体。从“野蛮”状态开始看世界历史,不过是霍布斯以来的启蒙哲人用虚构的“自然状态”论思考国家问题所导致的可笑结果。布克哈特非常担忧:由于启蒙史学的普及,欧洲“受过教育的人”不再能够理解自己的古代文明,商业民主时代的“公众所支持的‘文化’甚至厌恨”古代文明。受过民主的启蒙教化的大众对现代商业文明满怀自负,根本不知道技术物质进步绝不等于道德文明进步,“只要求共同体尽一切可能确保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一心为自己的生存讨价还价——“古人则相反,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不惧怕灾祸”。[13]
布克哈特在一百多年前的教诲仿佛就是对今天的我们说的。如今,我们在技术物质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不仅需要学习中国的古代历史,也需要学习世界的古代历史——这与史学专业的事情无关,而是与保有文明危机意识相关:我们的史学专业更多关心技术物质进步,而非文明危机。与抵御外敌时打仗一样,学习历史断乎离不了地理知识和地图——历史是文明民族的生活经历,由大大小小的事件汇集而成。任何事件的基本要素都是时间、地点和人物:何时、何地、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无论史书还是史学,都是文字描述,离了地图,就无法直观地呈现事件发生的地点乃至过程。这部由德国的古典学学者编制的《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以历史地理学的方式来展现古代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史,并通过对历史事件进行分层来展现古代世界的经济、行政、宗教和文化领域的发展状况。尤其难得的是,《地图集》所附文字扼要阐释了古代世界的文明含义及其被探索的过程,为我们学习古代世界历史提供了有益的指引。
我们组译这部历史地图集并非为了古代世界史专业或古典学专业,更非因为如地图集的编者所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世界似乎正在变成真正的地球村”。事实上,即便世界正在变成“全球化”的地球村,也未必有多少人会生发“研习世界上曾经存在的古代文明”的愿望。我们组译这部历史地图集,仅仅为了让所有愿意“在智慧和情趣方面超脱日常无聊”的中国年轻人懂得:近两百年来,中国所遭遇的“征服世界的力量”究竟是怎么来的。
这部历史地图集演示了宏大的古代世界历史,时间跨度上起公元前3千纪(古代近东)、下至公元15世纪拜占庭帝国覆亡,尤其聚焦于古典时期东西文明之间的交往。编者宣称“以冷静、公正的态度回顾人类历史……不再局限于地中海世界的希腊、罗马文明”,而是涵盖古代近东地区诸多文明,关注的主题也更加宽泛。尽管如此,这部历史地图集并没有涵盖古代远东文明。对中国和印度古代文明只字不提,能够擅用“世界”这个语词吗?
四
这部历史地图集的编者们的“世界史”观念将整个远东地区的古代文明排除在外,我们禁不住马上要给他们扣上一顶“欧洲中心论”的帽子。不过,我们应该知道,史称现代史学奠基人的兰克(1795-1886)在85岁那年(1880)开始出版的多卷本《世界史》,已经将远东古代文明排除在他的“世界史”观念之外。在兰克看来,“世界历史”不是自然史,而是政治史——相互争斗才使得民族或国家走出自然状态,形成文明意识。因此,“世界历史”这个概念指的是文明国家之间相互斗争的历史,或者说,各个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相互争斗才形成了世界历史。兰克把中国和印度古代文明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的理由是:只有在古代的近东和地中海周边才出现了诸文明国家(或称为“大国”)之间的激烈拼搏。[14]相比之下,古代的远东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激烈的“大国”冲突。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文明古国在发展出“被视为人类所有文明发展之源”的政制之后,就“静止不变”了。[15] 布克哈特尽管不赞同自己的老师兰克的“大国”冲突论,他的世界史观察同样把中国和印度等古老“文明民族”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其理由与兰克如出一辙:
环地中海和远至波斯湾的各民族实在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存在,是最优秀的活跃人群。在罗马帝国中,这一存在果然达成了一种统一。只在这里,精神的各个前提才得以实现;只在这里,发展才占优势,没有绝对的衰落,而只有变迁。
在与日耳曼民族新的融合之后,在又一个1500年或2000年之后,这一活跃的人群重新脱颖而出,它消化了美洲,而今即将彻底打开亚洲。还有多久,一切消极的存在都将被它征服和浸透?非高加索人种抵抗、屈服、灭亡。埃及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那时已为这一征服世界的力量奠定了基础。不但通过跳跃和对立面的激发,也通过缓慢的发展,我们在精神上与他们联系在一起。能够从属于这一活跃的人群,实乃幸甚。(《历史讲稿》,页2)
无论兰克还是布克哈特,其“世界历史”观的基础都来自古希腊人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修昔底德的政治史学:“自然界的历史告诉我们,要想生存就不能避免令人心惊肉跳的斗争,而这种斗争也延伸到人类的生活和历史中”;因此,“生命只能在运动过程中孕育,不管这种运动有多么痛苦”(《历史讲稿》,页247、248)。“运动”是修昔底德政治史学的关键概念,与兰克一样,布克哈特理解“世界历史”的立足点是现代欧洲所经历的剧烈“历史运动”,而他们仅仅在古代的地中海周边世界才见到过类似的“历史运动”。因此兰克说,历史中的“普遍联系”是“世界性的国际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为欧洲各王国之间的殊死搏斗(《秘密》,页328)。
对我们来说,“民族国家”是个现代概念,对于兰克或布克哈特这样的世界史家来说,则会是个古代概念。用这个概念来看待地球远东地区的历史毫无意义,毕竟,在远东的古代,并没有出现文明国家之间的冲突,长期存在的仅仅是定居的“文明”政治体与游居的“野蛮”政治体的冲突。与现代中国遭遇源自欧洲的世界历史“运动”相比,古代中国被元人和清人征服真算不上征服。20世纪的西方史学大师布罗代尔在给整个欧洲的中学生写的世界史教科书中还说:“远东那些伟大的文明,尤其是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遇到的麻烦,主要是“其疆域内蒙昧原始的地区”。当然,“来自广袤的沙漠和大草原(对中国来说在其西部和北部,对印度来说是在其北部和西部)”各游牧民族的覆亡威胁具有天罚般的力量。但是,这些民族尽管“凶猛、残酷、富有亡命徒精神”,“对我们现在的文明研究”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劫掠无疑延迟了与他们毗邻的那些大型文明的发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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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陈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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