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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云:除了修铁路,中国帮非洲搞“种菜”也是一把好手
关键字: 非洲非洲反殖民中国援助非洲中国对外援助四是两种文化遭遇后的合作逻辑问题,即从中国人的视角深入了解了示范中心的实施过程,以发掘中非农业合作的本质特征。一些研究者已经分析了中国和非洲农业合作在具体运行中的真实情况,不仅考虑具体项目或政策运行的成败,更关注其实施过程。例如,Buckley在塞内加尔的研究中,分析了土地管理的不同方式如何经由不同的主体谈判及重塑,像不同主体临时编织的舞蹈,个人的即兴创作导向未曾预期的项目结果。Buckley认为对非洲土地采取的中国农业管理的制度,在充满冲突的同时,也有着充分的合作,从而使小农户受益。[16]
中国援助的特征更倾向于避免某些标准的解决方案。而且常常需要回应合作国的特别要求,展示自己的发展经验,而不是建设体系化的政治或经济模式。[17]中非农业合作的过程,并不必然遵循OECD-DAC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的规范。[18]示范中心运行所遵循的制度,正如杜克海姆所提到的,它由知识、信仰和“集体情感和集体观念”系统所构成,[19]这些系统是人类互动的共同产物,但又为个人以客观和“强制”的方式所经验。[20]
五是分析了科技理性在过去50多年的时间里逐步渗入到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过程中,它直接反映了中国人对非洲农业发展陷阱和发展机遇的认知。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我们以科技理性抽象概括中国农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其具有以下特质:以现代科技为手段,将生产力的提高置于首要位置,注重国家的引领作用,并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注重吸收商业化的手段以提高发展的可持续性。
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出现本身就是科技理性从中国向非洲漫游的升级版,是在原有实践基础之上的创新和务实考量的综合产物。我们一方面系统回溯了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在宏观叙事,另一方面又刻画了示范中心在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等四个案例国在微观实践中的知识遭遇。通过这两个层面的阐述,揭示了新时期中非农业合作中备受热议的创新形式(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内在勾连的几个面向:第一,宏观援助政策设计和微观实践之间的断裂;第二,知识和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三,示范中心在提供替代性发展援助方式方面的可能性。
莫桑比克农业示范中心
六是援助运行的激励。在援助项目的实践过程中,国家为激励运营单位,将援助款项交给中国的运营机构(企业或科研院所),由运营机构来分配项目款项的用途,选择项目的具体实施人员。这就为机构和个人提供了发挥能动性的空间。项目实施的过程当中表现出国家、运营单位和个人三方在经济利益上的博弈。
运营单位的性质决定了项目的日常运行模式,如运营者为企业的项目,其运营目标自然是最大程度的减少运营成本,增加项目收入。激励项目的执行人利用援助项目进行创收,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在国家使命与经济利益的双重激励下,示范中心与受援国建立了互相依赖、互利共赢的微观关系,双方工作人员之间虽充满着冲突和不信任,但这些都在互利共赢的关系下,通过中方妥协和让步的形式得到化解,示范中心的示范交流功能得以持续。
示范效果激励着非洲人开始反思自身的发展问题,对可持续发展的探索也鼓励示范中心承担起引导中国企业走进非洲农业领域进行投资,并督促其承担起规模化技术培训和示范的国家使命。由此鼓励非洲政府和人民探索和效仿中国农业发展经验,探索本国农业发展道路。
七是聚焦中国的援助者。西方国家的援助专家接受专门的全球化的使命教育,带有西方文化“进步”思想,到非洲带有传教士的性质,而中国专家没有。从中国到非洲,他们带着恐惧、期待和兴奋进入非洲大陆,对于非洲的了解也仅限于他们在出发前的粗浅了解。他们没有西方专家那种优越感,甚至还有一种“同乡”的感觉,看到的更多是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文化相似性。
由此,政治与国家层面的高度契合与农业专家的技术捆绑在一起,塑造了中国援非农业专家在实践中的行动、角色和身份。中国农业专家不像西方独立的、为挣工资而来的发展专家,也不是旨在传递文化的西方传教士,他们作为普通的个体、社会行动者,既有个人的经济动机,又承载着国家的政治使命,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一部分,他们是中非国家之间的绿色使者,他们个人利益的驱动屈服于国家的使命,同时,他们的能动性又与国家的使命产生了冲突。
小结
我们把中国援非农业示范中心视作一个交织着中国、非洲和西方文化的“援助田野”(Aid Land),同时把这个“田野”假设为一个在中国政府、非洲政府、援助执行机构和个人利益的目标约束下,具有相对独立利益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治战略、知识、技术得以传播,借由交流再生产出具有地方特征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符号、话语。通过对这些符号和话语的分析来理解“新发展”范式如何从中国流动到非洲,以此建构一个新的主客体关系的叙事。
这一叙事不是地缘政治的呐喊,而是基于田野的微观呈现,也是我们对新的全球化思潮模糊的学术理解。这一理解还远远达不到解释的目的,我们还不能在“天理”和“心智”,“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建构出一个学术的合法性基础,但我们希望开始这个看似野心勃勃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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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XiaoyunLi,Dan Banik, Lixia Tang and Jin Wu,“Dan Banik, Lixia Tang and Jin Wu. 2014Difference or Indifference: Chin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Unpacked”, IDS Bulletin ,Vol.45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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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小云:《与亚投行争,日本的钱不一定管用》,环球网,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5-05/6524447.html.
[12][13] YasutamiShimomura and Wang Ping, “Chains of Knowledge Creation and Emerging Donors”, JICA-RI working paper, No.88(2015).
[14]Partha Chatterjee, “ Democracy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Lineages of Political Society: Studies in Postcolonial Democra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08〜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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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Karl A. Wittfogel & 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Macmillan,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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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
(文章转载于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
- 原标题:李小云:为什么中国如此慷慨地援助非洲贫困国家?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马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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