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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霖:从农民视角来看,乡村空心化一定不好吗?
关键字: 空心化农村空心化乡村空心化土地流转种粮大户农地制度农村中强者和弱者的数量是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形势而动态变化的,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越高,城市能够提供的获利机会越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越强,那么对土地依存度越低的强者农民就会越多。越来越多的强者进城,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不断减少,自然的结果就是乡村的空心化和衰败,但另外一方面在农村分利的群体也就随之减少,这为对土地依存度高的弱者农民提供了获利机会。正如小兰阿姨的家庭一样,由于丈夫不识字和无能力,而被市场经济所淘汰,如果不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对强者的吸纳,她家就不可能通过租种80多亩地而达到和务工相差不大的家庭收入,从而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和顺利实现家庭的再生产。
每年的春节是在外漂泊的游子返乡与家人团聚的时刻,也是城乡互动最集中的爆发。以城市生活为主位的视角来反观乡村,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乡村空心化带来的衰败和萧条景象,以及直观上城乡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在哀怨的情绪背后所表达的意志就是乡村空心化之恶,贫穷而衰败的农村是需要被拯救的。国家似乎被社会情绪所绑架,要偿还对农民欠下的债,那就是要让农村建设得更美,让农民变得更富,让农业变得更强。似乎让农村建设的比城市还要美,还要有活力,才能体现看得见青山,望得见绿水的乡愁,但这恐怕是一种违背经济规律的浪漫主义想象。对农民及其代表的底层社会的关怀是知识分子的担当,是国家的道义所在,但是不切实际的宏愿却有可能事与愿违,农民反受其害。
我国农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不足10%,目前还有2亿多小农家庭依赖土地完成劳动力和家庭的再生产,蛋糕就那么大,参与分利的人越多,每个人分到的就会越少。从农民的立场上去看,乡村的空心化就意味着越来越多对土地依存度较低的强势农民转移进城,参与分享农业剩余和农村获利机会的人群减少,这是那些被城市市场竞争淘汰的弱者农民的福利,这实质也是以城促乡,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良性互动。因为建国初期我国内向积累的发展战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和城市剥削农村而建立起重工业经济体系,这为中国改革开放后30年的腾飞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农民成了国家发展的牺牲者。但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新时期,城乡二元结构已经由剥削走向保护,对农民的保护和弱者农民的福利。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为弱势农民带来了新的希望
保护弱者的农地制度和农业经营体制
农民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分化,在统一的农民称谓下已经产生了职业分殊,依据对土地依存度可以简单区分为强者农民和弱者农民。强者农民因为拥有特殊的资源禀赋或能力在城市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因而对土地的依赖度就比较弱。而那些因为年龄或能力不足而被城市淘汰的农民,因为无法在城市获利而无法实现劳动力和家庭的再生产,只好退守到乡村,对土地的依赖度就非常高,土地可谓是弱者农民的命根子。强者农民转移出村,也为弱者农民在乡村提供了发展机会。当下,强者农民和弱者农民并不是固化的,而是在变动和相互转化的。当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发展越好,就会有更多的强者农民出现,反之,则相反。因而,对于广大的中西部农村而言,土地对于农民而言最重要的是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属性,而非投资的财产属性。同时,小农由于家庭的生命周期变化,强者和弱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城市闯荡失败的强者农民,退守到村庄,就变成了弱者农民;相反,弱者农民由于家庭财富的积累或子女长大成人比较有出息,可能会转化成强者农民。因而,由于城乡二元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形塑的是一种具有弹性和流动性的社会结构,可称之为发展型社会结构。
这种发展型社会结构得益于我国的制度红利,即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小农家庭经营体制、户籍制度及其城乡二元保护型结构。有学者认为城乡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在于户籍制度,城市内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则为体制,体制内的市民能享受到较好的医疗、教育和养老保障等,体制外的则没有。
将所有的社会问题归罪于制度和体制是危险的,因为其看不到这最终是由经济基本面决定的。现在除了北京、上海等几个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未有放开以外,绝大部分城市户籍都已经放开,只要在城市买房就可以转为城镇户籍,而现实是现在农民并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重要的不是户籍本身,而是户籍背后的福利,农民转为城市户籍并不自动就能享受医疗、教育和养老等社会保障。而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是因为农村户籍背后有土地、宅基地和村庄成员权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我国严禁城市户籍的居民进村购买农地、宅基地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才是对农民的保护,尤其是对土地依存度很高的弱者农民的保护。
正是因为农地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属性,所以农地是不能用来市场交易的。正是因为农村的利益密度比较稀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定位就不应是美富强式的高线目标,而应是一种底线式发展目标。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城乡之间的互动已经生成了一套自生自发的发展型秩序,而国家推动的以土地确权为基础的产权交易、资本下乡流转土地、大学生返乡创业、农业产业化、乡村旅游等一系列新型农业经营,旨在实现的是美富强式的高线发展。
这些美富强式的高线发展目标,配合着国家资源的输入,实践中在乡村往往产生新的分利主体和乡村精英的俘获,以及驱逐弱者的意外后果。大学生返乡创业或资本下乡,与对土地依存度高的弱者农民抢夺土地资源,成为参与分享农业剩余的外生利益主体,土地租金的抬升,对土地依存度低的强者农民反而获利,弱者农民的获利空间进一步压缩,最终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极化型社会结构。
农民眼中的乡村空心化并非坏事
小兰阿姨正在为无更多地可种而发愁,假如有外来的利益主体进村争夺土地资源,她的命运可想而知。因为正如她说的:“如果你姨夫识字有本事,我俩在城市打工一年能挣钱,我也不在家种地。”种地是他们的最后退路,但正因为我的家乡尚没有出现外来的分利主体,她通过租种强者农民的土地而能获致中等收入水平,拥有了家庭再生产和社会流动的希望。否则被城市竞争所淘汰,在村又只能种自家的10亩地,那家庭就可能会陷入到发展的绝望境地,永远地沉入到社会底层,而无翻身的希望。
乡村空心化真的不好吗?这需要厘清一个前提就是谁眼中的乡村,像我这样进城的知识分子春节回到家乡,看到乡村的空心化和萧条景象,似乎找不到儿时的温暖记忆而不免唏嘘感叹一番。但是在农民眼中乡村的空心化并非坏事,因为这里隐藏着发展的希望,隐藏着流动的希望,隐藏着进步的希望。当然乡村空心化后,留守在村的农民住房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则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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