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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谁动了我的奶酪”——浅析欧美对“一带一路”的心态变化
关键字: 一带一路中国模式欧洲看一带一路美国看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普惠性默克尔虽然收到了邀请,但没有亲自参加去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本身就说明,德国对中国倡议的疑虑即使不说增多,恐怕也没有减少多少。
德国外交部新设的“亚太局”负责人雷普女士(Ina Lepel)曾表示:“德国对合作持开放态度,但我们不会轻易放弃我们的底线和原则。”她说的“底线和原则”包括必须坚持国际公认的规则以及环保、劳务和社会标准等。项目必须具备经济、生态和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特质。换而言之,德国既看到一带一路的机遇,也关注其中蕴藏的风险。她说:“我们并不幼稚,基础建设本身还不足以成为成功发展的保证。”
德国的担心和疑虑,未必都出自地缘防备心理,或许也源于自己援外项目中的经验教训,所以,德国人很重视中国倡议的“透明性、兼容性和持续性”。
还有一个判断也影响了德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中国投入的资金未必能满足亚洲的基建需要。根据亚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去年的报告,至2030年为止,亚洲基建需资26兆美元。相比之下,中国的投入显得有些杯水车薪。
因此,德国认定,中国虽然资金和资源丰厚,但自己一家恐难应对如此巨大的挑战,故而离不开亚行、德国和欧洲这样的伙伴参与。基于这个认识,德国把自己定位在“制定规则”的行列中。
当然,从本质上讲,中德在这一方面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中国在亚投行的发展上,始终抱持着开放的心态,没想一家独大,即使在规则制定上,也没有排斥西方的参与。只是,大家必须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升级嘴炮。
到目前为止,只有为数不多的德国企业采取了具体措施,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譬如,德意志银行(Deutche Bank)投入30亿美元加盟中国的国开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作为“一带一路”重要终点站之一的德国北威州杜伊斯堡港(Duisburger Hafen),每周有24列远程列车在此装卸;德铁(Deutsche Bahn)也打算加强“一带一路”的参与度,2016年与中方签订了深化合作的协议,中铁和德铁准备携手研发基建项目。
从中可以看出,德方的参与热情目前还仅限于大企业。这也不难理解,毕竟“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中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小型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以及参与大型项目的经验还比较弱。
但是,德国政府相信本国企业能做出更多的贡献,它们之所以还犹豫,就是因为相关条件在他们看来还不够“公平”。德国政府也在尝试与中方沟通,希望中方能更加敞开透明,譬如在竞标方面。
另外一个令德国企业犹豫的因素是政治层面的:“一带一路”在有些方面触及俄罗斯、美国、印度等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譬如,陆上丝绸之路很大部分要经过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海上丝绸之路则涉及印度的地缘利益。所以,德国是否参与以及参与多深,当然不能不顾及印度和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反应。雷普女士表示:“中国的主控地位也是令人担心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那些小国,面对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会有明显的压迫感。”
导致德国最近公开质疑“一带一路”的最重要原因,恐怕还是中国与中东欧2015年来越来越密切的“16+1”合作。在这16个伙伴中,绝大部分都是欧盟成员。作为欧盟的老大,德国当然担心中国会通过经济合作来影响欧盟内部的政治决策。譬如,去年六月,欧盟试图通过决议,呼吁重新关注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最后,该议案由于成员国希腊的反对而未获通过。
德国的疑虑、担心或拒绝反应出来的其实是整个西方的惯有思维模式。近日默克尔在接见马其顿总理时对中国发出“不能把投资与政治诉求挂钩”的警告,便是最好的例子。
可她在诟病中国的时候,自己却给世人提供了一个什么是“与政治诉求挂钩”的最佳标本:对于正在寻求加入欧盟和北约的马其顿来说,在欧盟内一言九鼎的默克尔的这番话虽然指向“远在天边”的中国,可实际上也是说给这个巴尔干小国听的。意思是,你若想加入欧盟和北约,最好离中国远些。
“一带一路”的属性问题
在围绕“一带一路”的博弈中,有一个现象颇值得玩味:欧美和中国在阐述各自意图时使用的口吻以及措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中方当年在提出“一带一路”概念时,特别是亚投行成立时,反复强调中国的举措绝非“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某种补充”;欧美现在对“一带一路”提出质疑和准备反制措施时,也阐明自己并非“反对新丝绸之路本身,而只是寻找某种替代方案”。
双方如此这般地不愿意把话说绝,既反应了现实的“胶质性”,也凸显了利益的“对抗性”。
笔者还注意到,中国官方和学者对欧美的质疑多表不理解,并反复重申,“一带一路”不会走地缘博弈的老套路,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以及和谐共存的大家庭。
其实,这些解释说多了就疲沓了,虽然对于某些受众还是要保持耐心,但我们确实也急需更有效的方式。
美国当年推行“马歇尔计划”,勃兰特在冷战时期实施“东方政策”(Ostpolitik),西方对改革开放的中国采取“以商促变”(Wandel durch Handel)的政策时,也并未苦口婆心地向苏东和中国阐述他们的初衷和意图。
一个计划,无论是战略属性的,还是经济属性的,其成功与否本质上还是基于主客双方的“需求”(Bedarf)。
“马歇尔计划”之所以成功,关键是战后的欧洲满目苍夷,百废待兴,急需资金;勃兰特的“东方政策”之所以能被苏东接受,同样是因为“社会主义阵营”急需西方的硬通货币和贸易往来;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对华的“以商促变”政策之所以一开始没有遇到中国的抵制,还不是因为中国当时急需西方的资金和技术?这是供需关系,公平买卖,无可非议。
至于“马歇尔计划”的实质是为了在全球确立“美元体系”和“西方规则”、“东方政策”的战略立意是通过经济来施压政治,以图用务实主义的“小步伐”(kleine Schritte)来实现德国统一的终极目标(Endziel)、“以商促变”的潜在目的是通过经济和贸易手段在中国实现西方所乐见的“和平演变”,这都是不需要绞尽脑汁便能一目了然的事情。
同理,一个国家或集团的战略意图,可以通过经贸文化等手段、也可能使用军事手段来实现;一个大型的国家或集团计划,哪怕看似是纯经济行为,其背后都不可能没有更深的战略意图。或者说,即使真的没有,也很难让外界相信。
2013年,斯诺登披露美国的窃听计划后,世界哗然。美国的盟友也纷纷抗议,对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连盟友都不放过的做法表示不解和愤怒。自己的手机也遭窃听的默克尔强硬表态:“窃听朋友,这绝对不行。”(“Abhören von Freunden, das geht gar nicht”)后来我们知道,窃听朋友的不仅有美国,德国的情报系统也在做。
美国的“通俄门”调查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并且已对有些人提出正式指控。可就在不久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James Woolsey)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可能”也会在其他国家的选举中进行干预。只不过,他认为美国干涉的“理由是好的,是为了民主的利益。那只是为了他们好”。伍尔西虽然只说“可能也会”,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道出的是“事实存在”。
笔者想说的是,欧美愿意质疑, 就让他们质疑去好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并不是为了讨好欧美而推出的,而是因为西方制定并主宰的国际体系已无法满足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需求。
“需求”是西方倡导的市场经济以及全球化的最根本元素,“一带一路”至今取得的具体成果,无需赘言便能证明这个“需求”的切实存在:中国已与 86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了101个合作协议,与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在沿线24个国家推进建设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创造近20万个就业岗位。
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无论“一带一路”是经济属性还是战略属性,关键要看它是否只造福于中国,还是普惠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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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陈轩甫
- 最后更新: 2018-03-31 08: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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