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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印度,一个令人费解的国度
关键字: 印度印度教种姓制度龙象之争东进政策【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七十年前(1947年8月15日),印度从宗主国英国手里收回主权,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分为二:以印度教为主的印度和以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
授权处理这一事务的路易斯•蒙巴顿(Lord Louis Mountbatten)于1947年3月抵达新德里就职英属印度副王时宣布:“作为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我将充满自豪地完成我的使命”。出乎他意料的是,此时的印度,宗教和民族之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被人形容为“一艘被烈火吞噬的船”(ein Schiff in Flammen)。
印裔英国导演古丽•查夏(GurinderChadha)拍摄的新电影《印度之星》(德文:“DerStern von Indien”;英文:“Viceroy´s House”)从三个层面生动讲述了印度独立的艰难过程:宗主国对自己权威式微的无奈和放权之后的战略铺垫,印度各派对独立的渴望和彼此毫不妥协的固执,普通百姓为政治精英的博弈和宗教派别的争斗所付出的血泪代价。
电影《印度之星》海报
影片把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有机地揉合在一起,再现了印度和巴基斯坦这对孪生兄弟在“呱呱坠地”前的阵痛过程。最发人深思的是“印巴分治”这个结果背后所隐藏的地缘政治考量:博弈大师英国首相丘吉尔早在二战结束前便拟定了将英属印度一分为二的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年的“印巴分治”与其说是《蒙巴顿方案》,还不如称之为《丘吉尔计划》。其真正目的是,利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传统矛盾,私下许诺殖民地内占少数的穆斯林独立建国,以此来牵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所引领的印度,封堵当时苏联南下印度洋的计划,确保西方在中东的石油生命线畅通无阻。
这部由当年的宗主国和殖民地联合拍摄的电影,既有“好莱坞”的大片风格,又有“宝莱坞”的艺术风韵,非常值得一看。加上该片上映时,恰逢中印严重的边界对峙,使这部影片多了一层现实意义。
印度的历史遗产及其影响
当年的“印巴分治”乍看是蒙巴顿迫于无奈而启用的一个应急方案,实际上却反映了南亚次大陆孕育了数千年的宗教、文化和政治大分裂。
公元前1500年左右,外来的雅利安人文明与本地的印度河文明相撞后产生了“吠陀文化”(Vedicculture),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吠陀教在“种姓社会”体系的护佑下演化为后来的婆罗门教;到了孔雀王朝,别特是阿育王鼎盛期(公元前三世纪),种姓制度(Castesystem)带来的不公平使婆罗门教颇受争议,以佛教和耆那教为代表的各种“沙门思潮”随之兴起并广为传播;公元八世纪,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入侵,伊斯兰教进入印度的两河流域,佛教由兴变衰,婆罗门教复苏;公元十二世纪,来自今日阿富汗地区的突厥人一度成为印度河平原和恒河平原的新主人,其建立的伊斯兰“德里苏丹国”后来又在蒙古帖木儿帝国的进攻下走向衰落;公元十五世纪,随着大航海时期(地理大发现)的开启,印度便成为西方海洋强权和冒险家追逐的富庶之地,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也被称之为“西印度群岛”;公元十六世纪,帖木儿曾孙巴布尔攻灭“德里苏丹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建立了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莫卧儿”意即“蒙古”);大航海在带来大贸易(亦可谓第一波全球化浪潮)的同时,也开启了血腥的殖民掠夺:1757年,莫卧儿这个泱泱帝国在普拉西战役中败给不列颠的一个伦敦商人联盟——“东印度公司”,开启了印度长达两百多年的被殖民历史。
莫卧儿帝国领土发展(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上述印度历史主线可以看出,南亚次大陆就像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舞台。有人称这里是一个文化“大熔炉”,可数千年的融合淬炼,却并未化解宗教各派你死我活的争斗。先不说仅“印巴分治”这一幕便给印度教和穆斯林双方造成一百万人的死亡和1400万人的背井离乡,就连一向主张非暴力、并用绝食的办法试图唤醒人们停止暴力冲突的圣雄甘地也被一名印度教狂热分子枪杀。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Priyadarshini Gandhi)因下令军事攻击锡克教金庙并造成数百人死亡,而在总理任上遭到两名锡克教保镖的刺杀。其子拉杰夫•甘地(Rajiv Gandhi)继任印度总理,却未能摆脱母亲那样的厄运,死于极端泰米尔人一次自杀性的爆炸中。
外人很难理解,印度作为宣扬放下分别心和拒开杀戒的佛教发祥地,为何却如此顽固地实行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并倾向于用暴力来解决宗教矛盾?其实,这是因为人们错误地把“佛教”与“印度教”混为一谈了。在印度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真正贯穿始终的是“吠陀教-婆罗门教-印度教”这一脉,而佛教只是其中的一段“插曲”而已。可以说,佛教在印度的兴与亡均离不开其对主流宗教(婆罗门教)的反思和反动。两者此消彼长的对立发展过程与犹太教/基督教的情况有一定的可比性:相同之处是,佛教生于婆罗门教的土壤中,其之所以得以弘扬,则与它对主流宗教的反思密切相关,这点与基督教源自并挑战犹太教的过程非常相似;不同的是,佛教在与婆罗门教的交锋中因自己对佛陀教育的偏离和“密宗化”而远走他乡,最后几乎在发祥地销声匿迹,而耶稣基督教则因为它的普世情怀而超越了相对封闭的犹太教。
毋容置疑,古印度文化对人类文明曾经做出过无以替代的贡献。从吠陀文化到孔雀王朝再到莫卧儿帝国,在印度这个原本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的南亚次大陆上,“本土”和“外来”的文化彼此磨合交融了数千年,早已无本土和外来之分。但是,若要真正了解“印度人”特有的气质和秉性以及印度作为一个国家与邻居的相处之道,我们恐怕离不开“种姓制度传统”(Varnas)和“殖民主义遗产”这两把钥匙:
关于前者,我们可以重温一下“雅利安”(ārya)一词在梵语中的意思,即“光荣的、可敬的、高尚的”。作为古印度文化的主要开启者之一,雅利安人为了保持自己的“高贵性”和“纯洁性”,创造了一种把自己与土著(“蔑戾车”)区别开来的社会体系:种姓制度。
这个将人分为四等(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的种姓制度始于后期吠陀时代,在印度存在了三千多年。1947年印度独立后,种性制度虽然在法律上被正式废除,但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却根深蒂固,在实际社会运作中以及国家的外交行为中仍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圣雄甘地曾经说过:“虽然种姓制度已经废除,但是影响印度进步的最大阻力就是种姓制度”。
印度种姓制度示意图(图片来自:世界遗产地理)
拿印度的外交政策为例:以婆罗门为中心的种性等级体系在这个领域的体现即所谓的“曼荼罗主义”。“曼荼罗”(Mandala)意为“中围”,原是印度教中为修行而建的坛场。此概念后被密宗吸纳,解释为修持能量的中心。譬如,在举行宗教仪式和修行禅定时,四壁内的中心通常坐着大日如来或观自在菩萨,以示宇宙中心,即所谓的“万象森列,圆融有序”或“轮圆具足”。这种坛场秩序据说能最有效地聚拢和聚集能量。
孔雀王朝时代的战略家考底利耶(Kautilya)根据此宗教文化传统发展了一套战略理论体系。他在其代表作《政事论》(Arthashastra)中表示:“国际关系就是一种以征服者为中心的动态等级体系,直接邻国是天然的敌人,而敌人的敌人又是天然的盟友”。譬如,为了对付中国,印度在尼赫鲁时代与苏联结盟;如今,中俄关系相对密切,但新德里依然不放弃拉拢莫斯科,同时拉近与美国、日本、越南、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曼荼罗主义”听起来有点类似中国战国时代(前5世纪-前221年)范雎向秦昭王提出的、后被南北朝名将檀道济收入《三十六计》的“远交近攻”策略。
南亚次大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印度为中心的区域安全秩序。该秩序的内在逻辑不仅可以在地理上得到佐证:南亚的五个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和斯里兰卡)彼此互不毗邻,但均与印度接壤,印度可以说是南亚地理上的不二中心。同时,在历史与政治发展以及文化影响方面,印度在该地区也绝对占据核心地位。这种“地区核心国家”的历史定位使得印度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当作整个南亚这个“曼荼罗”体系中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中心,在该地区享受种姓文化意义上的“婆罗门”地位,被认为是它的“自然权利”。
这种思维方式还有另一个精神来源,那就是当年不列颠给印度留下的殖民主义和帝国霸权思想。在两百多年的殖民历史中,英国人把印度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一个政治单位。独立后的印度不仅继承了英属印度的大部分疆域遗产,更承接了英国殖民主义的霸权野心(追求世界一流大国地位)和外交手腕(排斥、吞并、占领、控制、操纵等)。
具体到印度的周边外交政策就是:排斥巴基斯坦在南亚的影响;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来完成对土邦和邻国的吞并、部分占领克什米尔地区、蚕食小国锡金、历史上对西藏的觊觎;通过军事、政治、经济和人文等手段不同程度地控制邻国;采取综合方式(英国留下的教育体系、人脉资源和社会关系)操纵邻国。
归纳起来说,“曼荼罗主义”就是印度外交版的“种性体系”和英殖民主义传统的结合体。了解了这点,我们就能解释印度的外交政策为何既傲慢偏执又富有心计和进攻性。
印度在南亚推行以自己为中心的所谓“印度主义”,说白了就是试图将南亚“印度化”,把次大陆变成它的“自留地”、“后花园”或“缓冲地”。域外国家不得涉足其中,这其实就是南亚版的“门罗主义”。
莫迪没有参加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说明新德里相信中国的这一大战略可能或者已经在南亚产生了对其的“离心力”,毕竟,在北京与会者的名单中也包括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这两个南亚国家的首脑。
- 原标题:印度,一个令人费解的国度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宋煜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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