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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英瑾:为何要从孙吴的立场来看三国史?
关键字: 三国史罗贯中东吴孙权东汉曹操相比较而言,东吴又是这三个“生命蓄水池”中“储蓄力”最强者。具体而言,刘表控制的荆州在其本人死亡后便迅速失去控制,最后被魏、蜀、吴三分势力平分,曾经储蓄的生命力大量流失;刘璋控制的益州成为蜀汉集团的盘中餐之后,便沦为了诸葛孔明北伐战争的后勤基地,益州人民亦最终不得不用自己的血泪与白骨换来了孔明在历史上的“忠臣”名声。
而与之相比较,孙吴政权虽然也对曹魏政权发动过主动攻击(如著名的“濡须口战役”),但其主要目的乃是为了改善魏、吴交界处的局域军事地理态势,而没有针对曹魏的全面灭国野心。这也使得孙吴政权没有陷入孔明式的 “不断北伐”怪圈,并由此保存了更多的民力。
东汉末年扬州六郡的九江郡、庐江郡、丹阳郡、吴郡、会稽郡和豫章郡
总之一句话:对于那时候的中国人来说,只要能够投胎到东吴地区,那么其在战场上横死的概率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而在笔者看来,东吴政权所保留的这些人口,恰恰就是东吴政权留给中华民族的最大积极遗产——因为没有了承载文化的人口基数,中华文明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东吴就是一个“小东汉”
理由之二是:与蜀汉和曹魏相比,东吴的统治方式的“协商式民主”色彩最浓,在精神气质上反而最契合于东汉王朝——因此,从政权组织形式上看,东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东汉”,理应更受到东汉的拥戴者的喜爱才对。之所以笔者做出这种判断,乃是基于笔者本人对于东汉政权性质的判断。
非常粗略地说,与用暴力消灭了以项羽为代表的旧六国贵族势力的西汉政权不同,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一开始便与豪族世家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皇权控制力因而一直不强。从这个角度来看,曹魏与蜀汉政权其实都是西汉王朝的还魂,而东吴才最像“原版”的东汉。
譬如,曹操之所以提出 “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其用意便是与世家争夺官吏队伍的人力资源筛选大权,其隐含的政治路线其实是与高祖杀戮功臣及文、景削除封国的思路高度近似的,却与光武帝针对世家利益的谨慎态度大相径庭。至于诸葛孔明对于蜀锦实施的专卖制度,则明显就是西汉盐铁专卖制度的升级版,其用以锻造军国体制的用意,则亦是与致力于以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的汉武帝心有灵犀。
与之相比较,孙氏家族在开拓自身的事业的时候,却对扬州地方土豪的利益表示出了一定的尊重。譬如,孙权的父亲的孙坚自知出身寒微,便与地位更为显赫的钱塘吴氏结亲,由此壮大宗族力量,其小舅子吴景也在日后成为了孙氏早期军事力量的一大柱石。与之类似,孙坚长子孙策与庐江郡的世家子弟周瑜的交好,亦有借周家上位的明确意图。
吴郡四大姓“顾陆朱张”代表人物:顾雍、陆逊、朱桓、张温
到了孙权时代,顾、陆、朱、张在东吴官场的势力已经不可撼动,东吴政权实际上是孙氏与这些大家族的联合执政联盟。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孙权并不具有针对手下部将的直接调兵权,因为这些部将的私军首先便是以“部曲”的方式归属于这些部将的,而不是孙权本人的。因此,那种类似于曹操或者孔明式的军事独裁者,在东吴的地面上是很难生存的。
读者或许会问:西汉也是汉朝,东汉也是汉朝,为何笔者要对更像东汉的东吴情有独钟呢?而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得大略地谈论一下东汉末年全国的政治形势。大致来说,东汉末年更像东汉诞生前的新莽末年,而不太像西汉诞生前的秦末。我们知道,面对王莽乱政所导致的那个乱摊子,光武帝统一全国的方式乃是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并举:譬如,他对窦融集团采用的是政治拉拢政策,而对隗嚣与公孙述集团采取的则是军事消灭政策。
对于那些愿意归降的势力,光武帝真诚地给予政治与经济上的出路,而不是像高祖刘邦一样,先假封功臣,后伺机逐一屠戮。而光武帝之所以比高祖显得更“仁慈”,除了个人性格原因之外,更是因为形势使然。具体而言,刘秀的军事靠山(比如所谓的“云台二十八将”)本身都是些财力雄厚的土豪,而大家之所以推选刘秀做领袖,也主要是因为后者在昆阳之战中的惊艳表现使得其能够服众而已,而不是因为大家真需要一个“利维坦”来对自己管头管脚。
刘秀摧毁陇西隗嚣势力后,于建武十一年(公元35)春挥兵攻蜀
因此,倘若刘秀在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上做得不够小心的话,其执政联盟就可能会立即瓦解:因为刘秀本身的宗族并不具备以绝对权力掌控全局的实力。而与这种形势类似,董卓入洛弑君、反董群雄纷起之后,任何一方军阀以蛮力迅速消灭所有割据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从现实角度看,当时的有识之士统一全国、建立“第三汉朝”的唯一希望,便是仿效刘秀故事,建立全国豪族力量的统一战线,军、政并举消除战乱。
在这个问题上,本该承担这一历史重任的,其实便是世家资源最为丰富的袁绍集团,而不是以世家为敌的曹魏集团,以及以诸葛式的游士与关羽式的武装浪人为底色的刘备集团。但不幸的是,袁绍本人的确缺乏刘秀级别的超级军事才能,而像刘虞这样的皇姓高级诸侯又愚蠢地拒绝了与袁绍集团的合作提议,导致原本有可能建立“第三汉朝”的袁绍集团,最终走上了公孙述式的失败道路。
从这个角度来看,孙权在赤壁的胜利,其实是对于袁绍在官渡的失败的精神性补偿:或表达得更清楚一点,北方的土豪集团在官渡为了捍卫自身利益而与曹魏“利维坦”所进行的战斗虽然失败了,作为徐州殖民者与扬州地方土豪之混合集团的东吴政权,却打赢了为了捍卫自身利益而进行的赤壁之战。
当然,东吴自身的军事地理形势的确就决定了其不可能像袁绍集团那样具有成为“刘秀第二”的潜在力量——但其政权的组织形式与光武政权之间的类似性,却似乎在另外一个可能世界中揭示了这样一幅历史演进的图景:孙坚、孙策、孙权与周瑜的军事谋略能力与袁绍世家资源的良性结合,将扫荡一切曹操式的反世家“利维坦”的根基。
我们甚至很难说上述这种可能性仅仅存在于我们今人的幻想之中——因为孙坚、孙策父子对于世家资源相对雄厚的袁术集团的策略性倚靠,或许就是以早期孙氏的某种全局性发展战略相关的。
不得不承认,如果袁氏、孙氏能够有机会以一种光武式的方式——而不是以曹魏或者孔明的方式——来进行全国统一战争的话,那么华夏民族在战争中付出的人命损失代价恐怕就会小很多,晋一统三国后不久就迎来“永嘉之乱”的悲剧或许也就会被避免。
人格魅力
笔者推崇东吴政权的第三个理由是:从孙坚到孙权(孙权晚期不论),孙吴政权的主要领导人都具有一种令曹魏与蜀汉的领导人相形见绌的人格魅力与道德感召力。以孙坚为例:孙坚生于吴郡富春,家境贫寒,但在十七岁时就在江上智斩海盗,因功成为假尉(即县代理公安局长)。
孙坚孙策父子
在徐州的盐渎、盱眙与下邳做县丞的时候,他仗义疏财,结交豪杰,活脱脱一个东汉版的“及时雨”宋江。在朝廷委派的针对黄巾军的军事任务中,他每每挑恶仗打,轻伤不下火线。在针对边章、韩遂之叛乱的军事行动中,他对上级张温提出了斩杀开会无故迟到的董卓的建议,可谓对董的野心具有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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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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