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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96年,是一种怎样的开天辟地
关键字: 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基本覆盖全国的由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民航空运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新中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治理大江、大河、大湖,同时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从而粮食产量基本可以满足国人吃饭的需求;新中国建立了惠及所有国民的医疗保障体系,以卫生室、卫生院为网络的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铺设,使得大部分的城乡人口享受到了不同形式的医疗保障,大幅度改善了民众的健康状态;新中国高度重视教育发展和教育平等,教育普及和“教育向工农开门”成为全国教育界最重要的口号和方针。前30年建立起来的这套社会平等、民生保障与教育文化体系,不仅使人们生有所依、学有所教、老有所养,大众教育普及和流行性疾病防治,还为后30多年的发展准备了高素质的劳动者。
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举国体制因其经济、社会、政治的高度一体化的特征,也带来了一系列弊端,如政治动员过度、个人自由被抑制、社会自主空间发育不足等等。然而,这些弊端其实只是问题的表象,举国体制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突破自身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不断暴露的内在限制——以组织资源为核心动力的工业化模式和高积累、高投资和低消费的发展模式,在工业化基础建立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但到了工业化的深入发展阶段,新的双重挑战出现了:
其一,政治组织在进行生产管理过程中的官僚化问题和激励机制难题。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往往需要组织核心主动的规划投资、促进生产,这反过来也会造成资源向政治组织、向管理层集中,这在德国、日本等财团经济、财阀经济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深刻表现。而为了反对这种生产和投资过程中的利益集中化倾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力图在保持国家和政治组织经济规划、干预能力的同时,在分配制度上进行调整,向工人阶层和普通群众倾斜。但又确实导致了“大锅饭”式的高度平均化,让人们愈发缺少劳动积极性,加重了这个社会平等体系的负荷。
其二,工业体系的升级困境。工业循环一旦启动,其进一步发展就需要更大的市场、更多的技术和资源支持。如果不能得以突破,工业体系的发展有可能陷入内卷化危机——消费不足、需求不足、投资低迷,陷入普遍萧条。英、美、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问题和世界大战都与此相关。二战以后,在美国主导西方国家建立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网络的同时,苏联也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分工和工业大循环体系——经济互助委员会。在美国和苏联各自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核心和主导者的情况下,次等工业化国家,如德国、日本、中国,要想使得自身的工业化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往往面临非常深刻的挑战,尤其是如何突破国际产业格局和政治格局的限制难题。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对于上述双重挑战也逐步有了体会和认识。在“一五”期间用苏联模式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局限性,他说,“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独立自主,调查研究”,要“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从1956年到1957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文章,试图从思想方法上入手,以中华文明固有的中庸协和态度,以更为平衡的辩证法,调整苏联式“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思维方式在实践中带来的弊端。
比如,就如何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为例,苏联的做法是集中全国财力物力优先发展重工业,结果重轻农三者比例严重失调。而毛泽东强调,在产业结构上必须重视重轻农的协调发展,在央地关系上必须重视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共同发挥,在工业布局上必须重视内地工业与沿海工业的相互促进。
与此同时,在60年代,毛泽东等人也针对美苏霸权的封锁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国际战略构想,并在亚非拉等地区进行了一些援助和合作的实践。70年代初,毛泽东等人为缓和与美国关系进行了很多布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作出了向西方国家大规模进口成套设备的决策,涉及到26个项目、43亿美元资金。这些构想和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未来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总体而言,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从思想方法到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在“以苏为鉴”的反思中一直进行着自主性的发展路径探索,这种自主性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演化决定的。
比如,中国并没有像苏联一样建立一套真正以中央和各级计委为核心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也没有像苏联一样发展出中央权力过大、党政关系畸形发展的格局。这是因为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也受到中国历史和现实地理格局的影响;中国领导人在现实的治国理政过程中,也天然地会吸收和发展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治国经验;中国各级地方干部、普通群众,在采取行动时,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外,他们最深刻、最熟知的生命体验也来自于中国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传统相融合的真正载体和行动者。
当然,由于当时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再加上当时中国严峻的国际局势,源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思考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没有得到毛泽东本人以及其他领导人的坚守,最终走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实验总体上来说是失败了。
但是,历史的辩证法同时还告诉我们,没有前人的探索和失败,也就没有后人的创新和成功,社会主义建设及其遭遇的挫折,也正像中华文明在重大转型阶段所有过的反复一般,是中华文明深化发展的经验之一。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的重塑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再次探索,既源于对“第二次结合”的继承,也源于对“文革”悲剧的深刻反思。“文革”的一个重要教训,是不能简单地以政治动员或组织革命的形式来解决工业化深化阶段的双重困境——政治组织在进行生产管理过程中的官僚化问题、激励机制难题和工业体系的升级困境。
“文革”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双重困境,但对于如何解决这一双重困境,既缺乏经验,又缺乏必要资源。面对这种双重困境,还是需要“实事求是”地回到生产力发展的需求,直面生产力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与组织形态。这也意味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思考如何重新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改革开放”遂成为新时代的主题。如果说“改革”直面的是政治组织在进行生产管理过程中的官僚化问题、激励机制难题,而“开放”直面的,就是工业体系的升级困境。
改革开放,首要任务是以融入世界市场的方式完成后发国家工业化转型升级的艰巨任务。经过1980年代的乡村与城市改革,非国有制经济成分逐渐发展壮大,为我国的市场化渐进改革提供了巨大增量,也带来了社会的巨大活力。到1990年代,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吸纳外资、发展外贸,珠三角、长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制造业基地,逐步形成了巨大的劳动力市场。
这一过程把2亿多农民从乡土带入了世界市场,改变了80年代的“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分布方式;这一过程也使得数千万国企员工失去体制保障,被抛入残酷的就业市场之中,使得工人阶级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然而,这一过程也改变了前30年不时出现的工业体系无法有效消化就业的难题(一轮轮招工与回乡的反复、知青下乡问题);这一过程也奠定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使得中国工业体系在强大的外需推动下持续发展,推动中国进入到世贸体系,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重要的力量;这一过程也使得中国可以依靠吸纳外部的资金、资源和技术来逐步扩大自身的市场空间,使得中国人日益高涨的消费需求可以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
- 原标题:修远研究报告:中华文明与中国共产党 | 文化纵横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张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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