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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大使详谈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评
关键字: 吴建民吴建民大使狭隘民族主义吴建民胡锡进民族主义抵制日货抵制家乐福家乐福支持中国申办世博会对外宣传【中国正在不断崛起,如何向国内和外界讲述中国故事,成为媒体和外交人士面临的共同课题。最近,吴建民大使就因相关话题卷入争议。这并非偶然,吴大使一直秉持“狭隘民族主义误国”的观点,在新著《如何做大国:世界秩序与中国角色》中对此有更详细的论述,或许可以让关注近日争议的读者有所参考。
本文节选自吴建民新著《如何做大国:世界秩序与中国角色》,中信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授权观察者网发布,特此感谢。】
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012年,我去卢森堡开会,回国途中在巴黎转机,飞机上遇到一位法国朋友,与我谈起来。她对我说:“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大家有些害怕。”我与这位朋友多年没有见面,见面不久她就讲了这番话,我相信,她这番话是反映了一些外国人的真实想法。
回到北京后,我出席一次会议,见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马凯硕。我向他介绍了我与法国朋友的谈话,并问他:大家是有些怕中国吗?他回答说:是这样。
人家怕你,这不是什么好事。怕你,就要防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思的。
人们怕中国,这与世界的变化,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的大变化密切相关。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精英欣喜若狂,以为历史结束了,从此之后他们可以稳坐天下。但是,形势的发展出乎他们的预料。最引人瞩目的是一批新兴大国在崛起,中国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分量迅速上升,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占到半壁江山,这样一个变化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全球70亿人,真正了解中国和平发展政策的,是极少数人。多数人总是拿历史上大国兴起的先例来套中国。他们想,历史上大国兴起,总是要侵略扩张,难道中国就是例外?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忧虑,还与其今日的处境有关。美国依然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的打击较大。美国经济虽然在复苏,但步履维艰,失业率居高不下,这是奥巴马政府最头疼的问题。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后来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可谓一浪高过一浪。与欧洲情况形成反差的是,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这种反差增加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忧虑、担心乃至恐惧。
还需要指出的是,今天全球的主流媒体仍然掌握在西方手中。他们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对共产党的领导存在很深的偏见。这些偏见当然会影响他们对中国形势的报道,也会影响到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
我曾主持过一场题为“如何认识中国”的讨论会。参加讨论的有四位嘉宾:全国政协外委会主任赵启正、希拉克总统前文化顾问戴哈诺娃、前德国歌德学院总院院长阿克曼以及原籍美国、现任英国爱丁堡大学神学院院长布朗。
我问他们,为了帮助世界了解中国,最需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赵启正说,最需要的是要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阿克曼赞成赵启正的意见,他说,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就需要全面看,看到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外界最怕中国是“铁板一块”。其实,今天的中国多样性十分突出,多样性也不只是中国独有的,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多样性。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多样性,人们会认为,中国也和他们差不多,恐惧心理就会逐渐减弱。
布朗教授则认为,中国要让世界了解,最重要的是开放。中国在崛起的过程当中,碰到很多挑战和问题是必然的,不出现这些问题和挑战才是奇怪的,让世界了解没有什么害处。
戴哈诺娃直言不讳地说:最需要做的是,中国要多一点自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崛起,世界议论纷纷是必然的,不必事事都做解释。
赵启正还强调,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必须大力加强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政府可以做,各界人士可以做,公众也可以做。
赵启正这番话很有道理。2006年10月,我时任外交学院院长,会见基辛格时,我邀请他去外交学院给学生讲一次话。基辛格说:“讲话我不讲了,我愿意与你们的学生座谈。”我问他:“为什么要跟学生座谈?”他回答很坦率:“现在中美关系很好,但我不知道20年后中美关系会怎么样。要了解20年后中美关系的走向,就必须了解今天中国青年的看法。”2007年4月,我在外交学院找了2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与基辛格博士进行了一场对话,双方交流得很好。
消除外界对中国恐惧、不安的情绪,绝非一日之功,这需要发挥中国社会的聪明才智,付出巨大努力才行。逐渐消除外界对中国的不安和恐惧,我们才能用好21世纪第二个10年所提供的战略机遇期。
狭隘的民族主义害人害己
1648年,欧洲国家经过“三十年战争”之后,最后在威斯特伐利亚(今天德国的西北部)签订了和约,形成了后人所称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现代国际关系就是由此而开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重大意义在于,打破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神权统治,在国际关系中,确立了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的原则。这无疑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同时,这也标志着民族国家登上了国际关系的舞台。
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并逐步为世人所接受,法国教士奥古斯丁·巴洛于1789年首先使用了“民族主义”这个词。西方近代民族主义诞生于19世纪初,当拿破仑在欧洲发动战争大举扩张的时候,欧洲各国举起了民族主义的旗帜,反对法国的侵略和扩张。19世纪末,民族主义的观念逐渐扩展到亚洲。到了20世纪,民族主义在席卷全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在上述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盲目排外,对外国人不加区别,统统反对。在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也出现过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党历来对狭隘的民族主义高度警惕,始终强调要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中国的进步,社会也逐渐走向了多元,对各种问题已经不是一种意见了,而是多种意见。有人说,当今中国正处于“第三次百家争鸣的时期”。在这个争鸣的过程中,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正在抬头。这种状况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往往一个国家在崛起的时候,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会蔓延,中国大概也不例外。在今天的中国,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有哪些表现呢?
第一种表现,把中国说成是国际合作的受害者。
在我们的网站上或是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言论:认为我国开放后,进行国际合作,大钱都让外国人赚走了,中国人挣的是血汗钱,我们继续遭受西方国家的剥削,我们不是赢家,而是输家。
上述看法有没有根据呢?当然,这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是,我们必须全面看。中国的发展只能一步一步走,打开国门之后,我们没有技术、资金和先进的管理,我们有的是充沛的劳动力和市场。而且当时我们的市场容量是很有限的,远不如现在。要与外国人合作,必须让对方有利可图,要不然人家不会来。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这样开始的,后来,规模越来越大,到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使全中国老百姓受益。
李岚清同志在《突围》一书中指出:“195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是4.7%,1978年则下降到1%。”我这个年纪的人都记得,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市场东西越来越少,票证越来越多。中国经济是一种物资短缺的经济。然而,开放之后,今天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市场供应与改革开放前不可同日而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展国际合作,使各自发挥了自身的优势,真正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是国际合作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把中国说成是受害者,从本质上看,是否定改革开放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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