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民众在国会外顶着风雨抗议安倍政府通过新安保法、国际学者在媒体不断发声谴责日本罔顾历史事实时，前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却再次访日，并大谈“两国论”，甚至声称新安保法有助于亚洲和平，引起一阵哗然。

正如李登辉一贯表现出来的那样，台湾社会确实始终存在一股亲日力量，在蓝绿恶斗之下甚至有死灰复燃之象。

7月22日，李登辉在日本国会议员会馆演讲

就在不久前，台湾“立法院副院长”、国民党“2016大选候选人”洪秀柱曾公开批评民进党籍台中市长林佳龙，称其重建台中神社鸟居的做法是“文化认同错乱”，再次引发大众对重建计划的关注。台中神社鸟居始建于1912年，1972年台湾与日本“断交”后，台湾政府发布“清除台湾日据时代表现日本帝国主义优越感之统治纪念遗迹要点”，神社主殿被拆除改建。

其实自3月份林市长宣布重建计划以来，岛内舆论便一直争议不休。虽然林佳龙表示此举是尊重历史，并重拾台中城市光荣感，但在抗战七十年暨台湾光复七十年之际，这样的重建计划无异于肯定殖民历史，向日本示好。特别是前有林市长党内“同志”、台南市长赖清德拆除蒋介石铜像，林佳龙的历史尊重论显然站不住脚，其背后的思维逻辑值得深思与警觉。

长期以来，我们对台湾的政治结构认识，是蓝和绿的简单二分对立。考虑到中共和岛内红统派对台湾影响的存在，还可算上部分的红色势力，红蓝绿是岛内经典的政治版图，也是台湾著名学者苏起常常提及的政治博弈势力：红蓝反对绿，蓝绿抵制红，红和绿又都想消灭蓝。这样的划分大体说明了岛内的政治形势，然而在这样的势力划分中，却隐藏和忽视了一派的存在，这股势力长期活跃在台湾政治与社会当中，煽动台独，淡化殖民记忆，挑拨华人社群对立，传播日式价值取向。这一派也即是深受日本影响的“皇民”势力，我们姑且称之为“黄色”阵营。

台中神社

台湾“皇民族”的形成

政治势力依靠一定的政治族群，从历史来看，皇民族群的形成可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皇民族群形成的主观基础是一部分台湾人希冀成为日本人的幻梦。殖民时代前期，日本对台湾人心存提防，台湾人并不享有同日本国民同样的待遇，台湾人不能升迁，薪水也比日本移民少领颇多。面对这样的困境，台湾族群思想发生变化，大致沿着两个轨道前行：

一是固守传统，与日本之间构建起他者和本我之间的划分，无论是回归中国，还是呼吁独立，都采取和日本软硬对抗的方式；

二是接受日本文化，主动融入日本，希冀可以获得殖民者的认可，做一个真正的日本人。虽然后者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进行得并不是很成功，台湾人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实质改善，但仍然意外地在台湾族群中构建了一种虚幻的认知，即台湾人可以成为日本人。魏德圣执导电影《赛德克巴莱》中花冈兄弟（赛德克族人）的遭遇正是台湾人这种矛盾心态的悲剧写照。

从客观上来讲，30年代日本推行南进政策，台湾的战略地位凸显，台湾的定位由原来的“工业日本，农业台湾”转变为“工业台湾，农业南洋”。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日本经济陷入战争泥潭，在人力物力上必须更多地仰仗台湾。为使台湾能全心全意辅助日本战争机器，日本像被打了激素一样疯狂推行“内地延长主义”，台湾也因此正式进入“皇民化时代”，并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

在新的政策下，台湾人被强制要求讲国语（日语），尊尚日语的家庭还会被授予“国语家庭”称号，比一般的台湾家庭可以领到更多的生活补助。而有参军的家庭，也享有相应的优待。1942年，日本在台湾正式施行“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原本只征召1000名正式部队，却有约426000人报名，甚至有人以血书明志，反映了日本皇民政策在社会中的疯狂回应。在殖民当局软硬兼施下，台湾人改口、易服，拜神社、住和房，为日本参战……这场“轰轰烈烈”的皇民化运动持续了十余年，配合战前的日式国民教育，在事实上培养出了一批对日本怀有深厚情感的“皇民”。

日本在台湾推行“皇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