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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在国民党人士眼中,南京国民政府有哪些毛病?
此外,与近20年前身为“改组派”主要理论家的陶希圣的观点相似,徐复观也在强调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在一点一滴的流失:
今日本党之主义,领袖之旨意,政府之政策与法令,皆已有明确之社会方向。然在实行之际,则辄陷于各式土劣之手,于是一切良法美意,无一能真正实行,无一不变质减量,而归于废纸,此乃因在政治行动时,迷失其社会方向使然也。故今日必承认社会确有各式之土劣存在,而土劣之根源,在于土地制度之不合理。任何政策法令必须以大力摧毁土劣之包围,以直达于平民,并切实推行土地政策,解决土地问题,乃能立政府之威信,增行政之效能,造成社会之真正力量。凡今日欲利用所谓士绅以推行政令法令者,若非对社会之认识不清,即系含有不可告人之隐之人也……抗战以来,社会风气之坏,社会现象之危险,至今日而已极。此安可不明定政治行动之社会方向,用大力以赴之,以为正本清源之计乎?[31]
可见,在徐复观看来,国民党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基层组织涣散,党员脱离群众。他认为解决之道关键在于能够与广大农民打成一片,并且与土豪劣绅彻底切割。之所以能有此看法,很有可能是他根据在延安的详尽考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迅速崛起,关键在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坚决维护大多数农民的利益,不断强调党的阶级基础,这不但应验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训,而且有效解决了近代以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许多困境。不过,对于充斥着权贵气息的国民党而言,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48年,徐复观在参加一次党内座谈会时颇为失望的指出:“党的失败根本就在土地问题与农民问题之未能合理解决,只要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使党成为农民的党,才是党的新生。我曾写了一个方案,然而后来又没有了下文,现在来谈这个问题,不能不使我痛心”。[32]
徐复观在这里提到了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正如其言,当时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能否解决农村当中的土地分配,对于任何政权而言都是成败之关键。今天一些所谓的历史研究,刻意抹杀解放前土地问题的紧张程度,甚至认为民国时期的农村没什么剥削,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这明显是一种带有特定政治诉求的“反历史”论调。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落后的租佃关系与土地分配不平均,导致贫苦农民生计维艰。浙江省的无地农民占全省农村人口的70%左右。北方冀、鲁、豫三省,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普通农民仅拥有大约16%的土地,而只占农村人口6%左右的富户与地主,却拥有全部耕地的33.13%。[33]1928年,国民党在统治基础颇为稳固的浙江省施行“二五减租”,但当地地主不断阻挠,并刺杀国民党地方党部干部,一些有势力的地主甚至扬言如不取消“二五减租”,就不交纳田赋。最终,浙江省政府迫于压力于1929年4月取消“二五减租”。[34]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土地法》,在实质上肯定了地主阶级对于土地的占有权与租佃权。[35]虽然蒋介石偶尔也在日记中透露计划解决土地分配问题,但直至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权都始终未能采取有效政策。1948年,张治中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他指出农村里土豪劣绅把持政权,农民受尽剥削:
虽本党之政纲政策悉以三民主义为内容,然一切未付实施,如同废纸。此二十年来,除对抗日为遵循民族主义之行动以外,所谓民权,实际上则为官权绅权与土劣之权。基层农村直接领导人民以至代表民权之分子,悉为土豪劣绅、流氓地痞。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善良侧目,道路嗟怨。人民对本党政权之失望,已达极点。此为职在家乡身历其境所得之印象,绝非过甚其词。至于民生主义,首重平均地权,主要之目的在解决土地问题亦即农民问题,而使耕者有其田。直至今日,不但对此一目标杳不可即,甚至最初步之办法——二五减租,亦碍难实行。而豪强兼并,变本加厉,贫农之痛苦日深,思乱日甚。[36]
张治中说在当时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下,所谓“民权”,多为绅权与土劣之权,广大真正意义上的“民”,并不能享受这些“权”。时任中央日报记者的龚选舞在回忆1947年底国民党召开的“制宪国大”时的一个片段,正好印证了张治中的这一观点。这段回忆极具代表性:
记得早年我念中学之际,在四川崇庆故乡,曾与县城里的首席土豪施德全紧邻而居……想不到多年后,我在采访国大新闻时,竟在一处审查会上碰到了代表青年党出席的施先生……事后我得到家信,说是这位施先生回家之后,还一个劲在县城里为我吹嘘……这位施先生……他出身一个地主家庭,初中毕业后先在家里闲居,继在刘湘部下担任采买处长,赚了些钱,便回老家做起乡绅。青年党这时在四川极为活跃,到处吸收党员,施在地方既饶有家财,复颇具势力,乃为该党吸收,先后出任县清共委员兼捕缉科长,进而升充名列士绅之首的防团局长兼征收主任,在县内擅设关卡,滥收商税路捐。记得我们两家比邻而居之际,便常见他穿着中山装、大摇大摆、神气活现纵横市上,背后总是跟着两、三个腰悬盒子炮的保镖,路人为策安全,无不退避三舍。
及政府决定召开制宪国大,邀请中央及各路民主党派补提国大代表,这位在地方上有财有势的施先生在报效、争取之余,更被青年党遴选为新科国代,穿着一身宽宽大大英国毛料裁制的西装进京参与庙堂议事盛会。那天,居然还拿着党部交给他的发言要点,当场战战兢兢照念如仪。
他本来是个彻头彻尾土里土气的土豪劣绅,自从捐班弄了个制宪国代,再打从京城里镀银归来,据说完全变了一个人,往日的长袍马褂早已封存箱底不说,即使是当团防局长时穿着的中山装也被弃置一旁,成天招摇过市之际,穿上的全是上海师傅裁制的时兴合身西装。不过穿着西装并不表示他变得“文明”,在县里,他越发的恣意横行,枪杀政敌固然无人敢置一词,县中招生让他女婿落榜,也居然强迫校长举行复试,破格录取。大约是在县境里做土皇帝,自我膨胀得弄昏了脑袋,以为自己掌握一群持枪执械的民团,便足以宰割一方。
一九四八年共军入川,他未能权衡轻重,竟与我县另一世袭豪绅黄鳌(润泉)、黄润琴兄弟组反共救国军,负隅顽抗。可是连胡宗南的五十万大军都不中用,他们那批乌合之众又能起什么的作用?结果兵败逃亡之后,终于两年后在外地被捕,再押回老家与黄家兄弟一同在公审之后当场枪决。[37]
从这位施德全的经历,可以窥见国民党政权的性质,特别是其所宣扬的“民权”之实际内容,以及它为何无力(或曰“无意愿”)解决土地分配问题。
《北平无战事》剧照
蒋介石本人的言行,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1946年国民政府颁布《收复区土地处理暂行办法》,规定所谓“收复区”内的土地,如果被“奸匪组织非法处分之”(即土改),则一律视为无效,私人产业一律发回原主。这意味着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改而获得土地的农民,他们的土地将被地主重新收回。此外,解放战争中流亡至别处的地主,以“还乡团”的名义跟着国民党军队返回原籍,向得到土地的农民追回土地。国民党方面甚至派军队保护这些地主进行索取。这表明国民党政权与这些地主豪绅合作,代表他们的利益与诉求。[38]更有甚者,蒋介石还对自己不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制造出一套说辞。在他看来: 譬如“分田”,要使耕者有其田。这本是本党的理想,如果照本党的土地政策去做,由政府贷款予佃农,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本,若干年后,佃农即可领得耕地,而成为自耕农。这个办法,地主与佃农双方都可以接受,本是很好的办法,而共匪偏不采取这个步骤,一定要“揠苗助长”,用强迫的办法,不仅强迫没收地主的土地,而且强迫佃农接受土地。对于一个有志气而自食其力的农人,这种不劳而获的收入,无异是一种侮辱![39]
在这里,蒋介石所谓的“好办法”,自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从未有效实施,因此很难让人看到它“好”在哪里。而他竟将被剥削的佃农因土改而获取土地称为对其的“一种侮辱”,甚至鼓吹“有志气”的佃农不应如此“不劳而获”。对于长期处于贫困与饥饿状态的广大农民来说,这番话堪称典型的胡言乱语。能说出这样的话,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亡,不是显得很正常吗?
国共之间的本质区别
以上就是从国民党方面人士的各种言说当中,呈现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些基本的政治症结。而在今天,一些带有“醉翁之意不在酒”色彩的史论强调,与中国共产党一样,国民党也深受苏联影响,将后者的组织模式借用过来,因此在表面上看起来与中共无甚差别。但这样的观点或许忽视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群众路线,让党员干部与群众相结合,为广大穷人谋幸福。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在当时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他号召广大党员“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他警告,一旦忘记了这些,就有可能“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可见,毛泽东非常在意中国共产党是否能避免在国民党身上体现出了的各种毛病。在他那里,“国民党式”的政治是一个负面的符号,他指出:“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群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40]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依然十分警惕这种“国民党式”的政治作风在党内出现。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中强调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他说: 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靠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除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41]
而据参加此次会议的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回忆,毛泽东会上就指出,“官气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清朝、国民党那里来的”。他还说:“共产党员如果官气十足,那就是国民党作风”。[42]
此外,陶鲁笳回忆,1963年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指出,“干部参加劳动不但没有耽误工作,而且各项工作都搞得更好了”。他强调:“干部不参加劳动就可能变成国民党”。同一时间,在批阅一份浙江省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时,毛泽东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教育,“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43]总之,毛泽东十分警惕出现新的特权集团,警惕官僚主义在党内蔓延,强调共产党员不要忘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基本区别在哪里。
(本文完整版刊于《东方学刊》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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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 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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