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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睿:台当局为何要删减语文课的古诗文比例?
关键字: 删减文言文文白执政台湾语文课纲古诗文比例语文教材去中国化【教育部此前表示,语文教材所选古诗文数量将大幅提升,而在海峡对岸,台当局却在课纲审议中打算降低文言文比例,引起各方争议。
台湾“中研院院士”王德威等人8月25日发起联署,呼吁课纲抛开文言文和白话文比例之争,截至9月5日下午,超4万人参加联署。
两岸语文教育对文言文与白话文的态度互有起伏。但大陆无论语文课的文/白比例如何改变,都未曾动摇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而在台湾却能演变成“文/白=中/台”的认知模式,台当局如何操弄这个伪逻辑?为何此时在语文课上动刀?】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近日两则有关两岸语文教育的重要消息,就是大陆将回归部编本统一教材,并大幅提升古诗文作品的份量;而台湾地区仍以“多元文化”为由,继续开放各家出版社自行编选课文,同时传出高中新课纲将古文比例由50%降为30%的报导。
升降古诗文比例是个容许讨论的教育问题,但也是个可操作的政治议题。台湾的课纲审议委员包含学生代表,就具有政治操作的意义。过去反课纲学运时,朱震和林致宇等人的“慰安妇论述”固是如此,眼下课审代表林致宇等人再提文/白比例议题也不例外。
台湾高中语文课纲的文言与白话比例引发争议,各界意见分歧。(图片来自台湾“中央社”)
蔡英文执政困境的反映
既然是政治议题,就无法在语文脉络的范畴里来讨论出答案。台当局在这时抛出大幅删减语文课古诗文的议题,其实,是根本反映了蔡英文政府的执政困境。
也就是说,在经济、“外事”、“内政”、民生等方方面面不得人心、民调大幅滑落的窘况下,台当局已放弃收揽全岛民心的积极幻想,而转向巩固其基本教义派的保守策略。基本教义派固然也对蔡英文当局有些不满,但衡诸现实,他们除了群氓主义式的叫嚣以外,实在没有其他的家伙什可以用;反过来说,蔡英文当局固然已没什么干货可以养肥这些基本教义派,但只要回头对他们释放一点精神抚慰,他们还是乐于回抱当局并为其嘶喊的。毕竟,蔡英文目前还是基本教义派在台湾政坛上的唯一神主。
另一方面,在台湾关起门来搞教育、搞学生,是蔡英文当局方方面面没办法中的唯一办法;岛上的家长和学生除非出走,或至少精神出走,否则只能成为被当局绑起来洗脑的政治肉票。从李登辉当局开始,这个招数一直被视为执政保证,不分蓝绿的“岛国体制”基本教义派就是这种招数的产物。如今蔡英文当局故技重施,不过是经验法则的运用而已。
至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动到语文课?又为什么要大幅删减古代诗文?这有内、外两种因素:
“中国史”已被“东亚史”取代
内因方面,是要配合十二年教育新历史课纲以“东亚史”取代“中国史”的工程。
从台当局来看,既然将荷兰殖民时代以前的“中国史”他者化(即所谓放入“东亚史”分域),并试图将日殖元素内化为台湾主体,那么在“国文课”的逻辑上就不得不排斥先秦文、两汉文、六朝文、唐宋文乃至明清文,否则不是打自己脸?再说,新历史课纲处理台湾、东亚、世界三个分域,是以专题的方式呈现,而不再采用编年史,其目的就是要重塑(或打碎)台湾人原来的时间意识,这岂能容许“国文课”的古诗文来搅局?
即将于2019年实施的“12年教育”历史新课纲,没有列出全部朝代,还引进国外学者的外夷论点,实际上是为了“去中国化”。图为高中生研读历史教科书。(图片来源:台湾《中时电子报》)
况且,台当局还适时推出“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试图稀释“国语”(共同语、普通话、北京话)在台湾的地位和影响,而相对提升所谓“台语”(闽南话、河洛话)的地位和影响。有些岛内学者甚至鼓吹台湾要学习“印度经验”──后者法定的官方语言达到22种。如此一来,为了满足基本教义派所谓的“台湾主体性”,只好拿台人大脑中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来做切割与重塑──时间方面就是利用文史教育,而空间方面则是利用“国家语言”。
语文是教育的根基,语文教育是政治的根本权力。据台湾学者杨子霆等人的调研,1997年实施的《认识台湾》教科书影响了岛上大批受众,以及其后整个台湾社会的身份认同(参见《独尊去中入亚课纲 台独现原形》,《中国时报》,2017年7月10日,A15版),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台湾人的历史观。但这是对身份认同最大的影响,而不是最后的影响,最后的影响是语文。因此,蔡英文当局在教育上正使出最后的招数。
中文系变成“华语文细学类”
比如2017年4月初,台湾各大学收到教育部门委托台湾师范大学工教系执行的两份资料:“新版学科标准分类中英文名称及简介(草案)”,以及“学科标准分类第五次修正调查表”。台当局把其中隶属于中国语文学类的“中国文学系”视为“华语文细学类”,又把“华语文教育”划归外国语文学类。
另外,台湾的“汉语族”使用人口占了95%以上,南岛语系人口仅占2.2%左右。然而台当局将汉语族系下的客语、闽语下的闽南语、以及南岛语系下的先住民语都划归成“本国语文”,却将现行的“国语”(共同语、普通话、北京官话)放到“华语文细学类”,使其形成两组对立的语文命题。(参见李存智《语言文化与语文政策》,《国文天地》第33卷第3期,2017年8月号,台北:国文天地杂志社,页16-17。)
但就语文脉络来看,晚近的闽南话来自公元7世纪河南光州人陈政、陈元光父子带进漳州的河洛话,当时说的口语是唐音,书面语是唐代古文,吟唱的是唐诗。也就是说,除非相信“台语”拜物教──宣扬“台语”是西语、荷语、平埔语、日语、华语相混同的新品种云云,否则以闽南语为多数的台湾话相较于北京话来说,还更为接近唐宋古文(以及先秦汉魏六朝的文言文),这就是用闽南话诵读唐诗别具“韵味”的原因。因此,反唐宋古文及文言文而高举白话文,在语文脉络的逻辑来看,就是“反本土化”、“去台湾化”,立场还比较接近北京官方。
毕竟,北京官话是元明清以来800年的“雅言”,白话文是北京口语的书面形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就在北京,且民国政府决定以白话文作为国文课的主要教学媒介,这些都是没什么好争议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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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马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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