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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煤老板:不甘无所事事 只好在北京一套套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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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末的一个晚上,一位叫黄治华的煤炭贸易商约朱新宁一起吃饭。黄治华几年前曾在北京创办过一家叫做阿丫团的互联网团购网站,在“百团大战”中败下阵来,又回到了煤炭的老本行。尽管已经回山西做了四五年煤炭贸易,但他还是习惯性地每个月在北京住上几天。他害怕一直待在山西会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临汾的生活太单调了,在北京我能感受到各种各样的活法。”
两人聊起离开煤炭行业后的经历。朱新宁从山西来到北京的过程匆匆忙忙,甚至有些逃亡的意味。 2010年春天,一家四口带着几只拉杆箱,住进了北京香格里拉酒店,随后在北京租房、买房、装修,过了整整两年,才算正式安顿下来。
2009年动过自杀念头后,命运的震荡仍在继续。朱新宁在煤价暴涨时的恐惧不安日后得到了应验,那段日子,成为了煤老板们的末日狂欢。
2008年9月,山西襄汾一座尾矿库溃坝,277人死亡,消息震动全国,以遏制矿难为由头的煤炭兼并整合旋即启动。或是成为国企股东,或是将煤矿售出套现,无论如何选择,民营煤矿主们都不可逃避地失去了对煤矿的控制权。煤老板这个名词,从此成为了过去时。
对于突然无事可做的煤老板们来说,如何支配手头的钱和时间,成了后半生的头号课题。心性差异对命运的影响显露出来,曾经相似的人生走向,就此开始分岔。朱新宁也不情愿地成为了其中的一分子。
黄治华
突如其来的巨额财富,反倒让他心生遗憾。他计算过煤矿的储量,至少还可以开采40年,利润很可能不止于十亿。但他也感到些许庆幸,因为国企的介入解决了他受人勒索的危机,“算是有了靠山”。为了避免再次卷入类似的麻烦,他退出煤矿日常管理,带着全家人搬到了北京。
倘若只以财富的数值来评估人生满意度,朱新宁初到北京时理应感到满足。但恰恰相反,他陷入了人生最迷茫消沉的时段。他曾管辖着近两千人,有专职的司机和助理,出门时身上不用带任何东西,一切都有人打理。但到了北京,除了有一大笔钱,一切都要从头来过。
来北京前三个月,父亲胃癌去世加剧了他的消沉,他不止一次地产生幻觉,看到父亲的幻影出现在天上。对抗失落空虚的方式是坐在家里打电脑游戏,没日没夜地打。做煤炭的朋友前前后后来到北京的也有不少,经常叫他喝酒聚会,但他极少去,别人过得好,心里受刺激,过得不好,情绪会传染。他打的是windows 系统自带的蜘蛛纸牌,没什么技术含量,一次能连赢一百多把,但还是一天接一天地玩下去,纯是消磨时间。每到吃饭时间,妻子就做好一碗面放在电脑桌上,他不说话,吃完继续玩。
失落不适,是许多煤老板在那一时期的共同反应。有人沉浸在释放欲望的欢愉里转移注意力。四年前我曾采访过一位名叫李长伟的煤老板,当时他刚从南非狩猎回来,打了四头大象、六只长颈鹿,五只斑马,花了四百多万。那年他先后去了三次非洲。“别人都打羚羊之类的,我不打,要打就打大的。前半辈子太压抑了,既然来过瘾那就过足。你能懂那种感觉吗?”
有人选择参加培训学习,借此摆脱暴发户的标签,获取更多的尊重。大同的煤老板冯学光讲话习惯以古语开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煤改之后,他先后报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班和北京大学的国学班,讲话习惯就是在那时养成的。“人有了文化,表达想法的方式肯定跟以前不一样。这些思想进到我血液里了。”
也有人开始着手尝试新的事业。就在朱新宁陷于心理恐慌的同时,五六公里外的五道口,几个来自山西临汾的煤老板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冲进新的战场,带头人便是黄治华。在临汾的煤老板圈子里,他显得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很多人觉得煤老板等同于出身农村欠缺文化的暴发户,但黄治华出生在临汾市区的公务员家庭,在南方当过兵,端过铁路局的铁饭碗,在上海北京做过环保生意。他喜欢读书,欣赏安•兰德的思想,觉得那才是真正值得过的人生。
比起其他煤老板,黄治华提早两三年告别了煤炭,去南方做起了水处理生意,错过了2008年煤价疯涨的末日狂欢。但在同行们眼中,他也因此更懂得煤炭以外的世界如何运转。他们将手头财富聚拢起来,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交由黄治华牵头打理。
黄治华那年34岁,属于煤老板中相对年轻的一批。他渴望在北京开启比煤炭更“高级”的生意。“煤老板三个字的潜台词就是暴发户。暴发户是什么?思想知识水平不足以驾驭那么多的资产,靠的是一些特殊的方法。说白了,都是跪着赚钱。”
关于公司如何命名,股东们有过分歧。有人提议要带有“晋商”两个字,黄治华觉得这两个字框住了格局,最终起名“盟动力”。煤老板的标签贴在身上这么多年,他想撕下来。
3
“煤老板”这个称呼频繁出现,是在2002年之后。在此之前,煤炭在山西是门乏人问津的辛苦生意,敢于投身其中的,往往都是无路可寻的落魄人家。投入大,利润低,还总是收不回账款,大多陷于债务的泥潭。如今身家数亿的朱新宁便是其中之一,90年代末,他曾在春节前三个月就挤出两千块钱交给妻子保管,以免过年时买不起年货,穿不上新衣服。
在朱新宁的记忆里,前半生贫穷乏味,充满了苦痛。 四岁时,因受村里大户排挤领不到粮票,父母带着他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搬去三十公里外的另一个村子,谋一份木匠差事养家糊口。六口人的家当,一辆手推车就全部拉完。父亲背着他,翻了一座又一座山,一路走,一路哭。
时间倒退三四十年,朱家的生活是另一番光景。朱新宁的祖父在平遥做商号掌柜,全山西都算得上富贵人家。父亲六岁时,祖父去世,祖母不得已改嫁,家境日渐衰微。及至家庭成分判定为地主,用朱新宁的话说,无尽的厄运开始了。
土改伊始,朱家的大院便被公家收走,只留下一间狭小的偏房,三间宽敞的宅子分给了各有十几号人的两户人家。几十口人挤在一间大院里,总有大大小小的纠纷口角,因为阶级成分低,最弱势的总是朱家。
一种念头在朱新宁心里强烈地升腾起来:离开这里,去外面的世界。读书是当时能想到唯一可行的路径,他别无选择。中考时他考上县一中,所有考生里排名第七。
这个排名成了他学业的顶点。家庭、见识、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种种因素构成了一道无形的墙,将他与县城的孩子划分为两种不同的人。他想融入城市摆脱农村给他的烙印,努力地花费时间结交朋友,学习却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掉队了。到了高二下半学期,他已经清晰地感知到,凭成绩考入大学开启新生活,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
读高二时,他与一个同班女生谈了恋爱。女友的父亲几年前离了婚,在石家庄做服装买卖。高中毕业后,他和女友一起去石家庄帮忙打理生意。几个月后,父亲告诉他承包了一对煤矿井口,希望他回来帮忙。两人一同回了山西,结了婚。
朱新宁
私人进入煤炭开采从80年代末开始,当时为解决能源短缺问题,中央鼓励山西做大煤炭产业,一时间几乎村村有矿,数量上万家。但国营煤矿很难过活,只好承包给个体,最早的“煤老板”由此而生。
随后近二十年,朱新宁的人生起落与煤炭绑定在一起。日后煤价疯涨时,总有人感叹他未卜先知,提前站上了时代的潮头。但在当时,却只是迫于谋生的无奈。他的父亲拿着每月五百元的工资,却要养活二男六女八个孩子。父亲当时的心态是:只要能比五百元多就行,如果赔了,反正本来也没钱。承包井口的六万元,全靠东拼西借。
当时煤价一吨三十多元,每吨能赚三五块钱。承包第一年,矿里出了一万吨煤,但到年底时能收回的钱不过四五万元,就连去小卖部买洗漱用品都要赊账。工人们领不到工资,便派几个人跟着他四处要账,名义是陪同,实质是监控。连续三四年,朱新宁一年四季都在周边县市要账,常在大年三十晚上才回到家。
但当时间的脚步迈入21世纪,煤矿主们突然发觉,命运变了——2002年1月,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煤价进入市场化,翻着番地上涨。面目凶狠的催债人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带着大捆现金求着买煤的人。他们满脸堆笑,到矿上拉煤的卡车排起长龙。
巨额利益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人抛掉往日营生投身其中。这其中,就包括黄治华。他辞去了父母精心安排的铁路系统的公职,开了一家洗煤厂。“现在老说风口,什么是风口?对那时候的山西人来说,搞煤炭就是最大的风口。”
黄治华感叹,当年的钱来得实在太容易。那时逃税成风,拉煤不开税票,买通煤检站就能放行。黄治华一次上山拉煤,赶上省里突击检查,各路货车在煤检站外排了几十公里。他的十几辆车等了一天一夜才被放行,没想到却因祸得福,一夜之间,煤价就涨了两成。
也就是在那几年,原本土气的临汾城变得五光十色。煤炭的勃兴带动了商业的繁荣,也激发起黄治华消费享乐的欲望。手握突如其来的财富,二十六七岁的他没有耐心待在洗煤厂,而是不分昼夜地泡在夜总会的灯红酒绿之中。“除了吸毒犯罪,你能想到的男人能干的坏事,那时候全干了。”
醉生梦死的生活持续了两三年便难以为继。到了2006年,洗煤生意因长期疏于管理陷入瘫痪,妻子不愿再忍受他颓靡的状态,挣来的钱也已挥霍无几。他觉得没有脸面在临汾继续生活,离了婚,关了洗煤厂,去了南方。
那一年,他正好三十岁。水处理虽远不如煤炭赚钱容易,但他却觉得庆幸,感觉及时认清了人生真实的面目。“说白了,搞煤炭挣钱的方法太初级,这种钱你能赚多久,将来怎么办?”
那时的他希望生活离煤炭越远越好。两年后,最疯狂的一波煤价上涨到来,但已跟他无关。他觉得这是不幸,但也是幸运。“当人的阅历和心性不足以驾驭那么多财富的时候,太多的钱很可能意味着一场灾难。”
后来他曾反复听闻煤老板豪赌破产或是吸毒身亡的故事,第一反应不是惊讶,而是后怕和庆幸。“如果不是当年收手得早,我很可能会家破人亡,进监狱也很有可能。”
黄治华在三四年间体味了煤炭带来的大起大落,而当时的朱新宁,仍深陷于入不敷出的泥潭里。井口五年合同到期后,他东拼西凑了六百万元承包了县里另一处煤矿,虽储量可观,但因需要从零开发,回收资金的速度远跟不上投入。
与煤相比,更令他烦恼的是人。身负巨债的同时,周围的人却以为他早已成为富豪。回忆当年,47岁的他皱起眉头,露出无奈的神情:“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就像是荒滩上有块肉,哪条狼路过都想咬你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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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吴娅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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