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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高平叔侄强奸案平反人张彪称:女神探聂海芬应被清除出政法队伍
关键字: 张高平张高平平反张辉张彪检察官张彪聂海芬张高平张辉张高平张辉叔侄杭州强奸案平反张彪检察官张彪强奸案平反历史上,浙江省庆元县令吕璜,因冤案坐牢15年,将自己的经历写成对联悬挂在县衙大堂:“我也曾为冤枉痛入心来,敢胡涂忘了当日?汝不必逞机谋争个胜去,看终久害着自家。”
为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案平反的检察官张彪正是这样的心情,他说,“我知道被冤枉的感觉特别痛苦。这张痛苦感,终身难忘。”
那么这个在背后默默调查并推动再审冤案的驻监检察官是怎样的人?
为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案平反的检察官张彪:“我知道被冤枉的感觉特别痛苦。这张痛苦感,终身难忘。”
他一度因为牵挂张氏叔侄案,而夜不能寐;为了探查真相,他甚至前往杭州重走张氏叔侄案发当晚走过的线路。
如今,在张氏叔侄冤狱案平反的时候,退休在家的检察官张飚却选择了低调。即便面对记者,他也多次表示,他只不过是做了自己应做的本职工作,“我不希望大家知道我”。
在含冤服刑的张高平心中,他是威严温和的“真检察官、好检察官”。多年来,除张辉、张高平家属外,张飚或是为此案申诉流下过最多泪水的人。
2013年3月31日,这位始终不愿面对媒体的63岁老人,终于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申诉只是我的本职工作”
记者:退休前,石河子监狱的驻监检察官只有您一人吗?
张飚:按照编制来说,一个监狱应当配备两个检察官,但我们人力不够,条件达不到。所以我们在监狱设置了一个检察长信箱,挂在监狱的大门口,服刑人员有什么诉求,或者要求会见的,写个条子放进去。我们过去时,打开信箱,找过来谈话,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沟通渠道。
记者:实际上,这就是您的工作职责。
张飚:所以我一再强调,不要突出我个人,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检察机关的职责。
记者:驻监检察官的主要职责还有什么?
张飚:我们对监狱的工作,最主要的是参加减刑会议。一般每年两次。监狱根据犯人表现,提出减刑名单,我们要逐一审查,审查确定以后,盖章、签字。送到法院,法院择日开庭。第二个工作,就是住到监狱去,检查一些安全设施、服刑人员的生活状况,深入他们的生活现场、劳动现场、工作现场。看看他们住的房子怎么样,伙食怎么样,干警对他们的管理怎么样,有没有违法现象,这些都是我们的监督范围。
记者:处理服刑人员申诉的程序是怎样的?
张飚:接到申诉,我们审查之后做一个谈话笔录。谈话时,一些细节要询问,谈完后,签字确认无误。如果发现有疑点,就按照工作程序,拿出意见。
按规定,属于本地范围内的案件,本地检察机关可以直接审查。但新疆监狱的服刑人员,有很多不是本地人,审查起来就比较困难,因为卷宗的主卷不在我们这儿。这些跨省的案件,就要反映给上级检察机关,由他们来协调,再把有关资料寄过去,由主办方来审查。
记者:这样的话,效率可能会比较低?
张飚:要人家主动纠错,难度比较大。张高平这个案子,最终的审查不在我们这儿。张高平的案子,从我们发现到提交,这个工作程序非常漫长,而且相对来说,不太畅通。
“监狱反映张高平特难管,一直喊冤”
记者:张高平最初引起您的注意,是因为他在石河子监狱喊冤喊得最厉害?
张飚:对。那个监狱有五六百人服刑,但真正喊冤的就一两个人。
有一些人认为自己被判重了,喊冤。但是,我们一审查,他承认犯过罪。真正说自己完全没干这个事而喊冤的很少。
“张高平特别难管”
张高平是最突出的一个。他从来不喊报告,就是不承认自己犯罪。按照规定,只要你服从纪律、积极改造,一般两年就可以减一次刑,他就是不要求减刑,劝他也没用。
记者:您什么时间与他第一次详谈的?
张飚:他的申诉特别多。监狱反映这个人特别难管,怎么办?
为了稳定他的情绪,我就找他详细做了一次谈话。大约是在2008年至2009年之间。为什么这么晚?因为张高平是2005年过来的,我是2007年驻监的。而且那时候,他们服刑人员都是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兴修水利,就是挖一条运河,把水引到乌鲁木齐。直到2008年,环境不断改善,石河子监狱不外出劳动了,修建了一个固定的劳动场所,我才开始碰到他。
记者:他怎么打动了您?
张飚:第一眼见到张高平,他就说自己是冤枉的,一直在喊冤。桀骜不驯,他几乎每次都说:法律会给我一个公正的。他的眼神非常期待,有射出光芒的感觉。
我小时候,被人冤枉过。邻居的西红柿被偷了,有人说是我干的,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知道被冤枉的感觉特别痛苦。我今年63岁了,为什么还能记住这件事?因为这种痛苦感,终生难忘。
记者:他在监狱有没有闹过?
张飚:就是顶撞管教。我跟他谈了好多次话,劝他一定要遵守监规纪律。该申诉的申诉,这个门是给他开着的,开到什么程度,最终能不能翻案,我没有把握。我在努力,他也要努力。但是,既然人在监狱,就是服刑人员,不是自由公民,就要遵守纪律、守法、改造。要维护监狱正常的监管。
我就这样跟他说话,如果他不这样子做,会影响很多犯人。犯人里也是藏龙卧虎,比我们高明的人太多了。官帽子比我们大的人多得很。
一直申诉未得回应
记者:后面他的申诉都怎么处理?
张飚:反复寄。
记者:您在任的时候,为了给张高平申诉,还给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龙写过信。
张飚:应该是2009年,差不多是2008年发现袁连芳这个线索之后。
记者:那封信写了什么?
张飚:我说我今年58岁了,还有两年就退休了,退休之前我想说个事,就是张高平这个案件,存在非常多的疑点,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重视。
然后简单地介绍了张高平的基本情况,然后提出了案件的一些疑点、证据上的一些问题。我记得就是一张A4纸,这张纸就附在了申诉材料里面,申诉材料里有张高平的申诉,有我们的谈话笔录。
记者:您还一直替张高平给浙江省高院、检察院寄送这些申诉。寄了多少次?
张飚:有五六次。隔几个月就寄一次,向浙江省检察院、浙江省高级法院两家一起寄。我感觉力度还是……老是没有回应。
记者:一直没回应?
张飚:没回应。没办法了,我还打了电话给浙江省检察院申诉控告处。因为我知道这个信件一般是控告申诉处先收到,我就往那儿打。
打了之后,他们就说,申诉材料收到了。根据工作程序,已经移送到浙江省高级法院了。我写了信给陈云龙检察长以后,他们主动打电话过来了,说:“你写给我们检察长的信收到了,反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我们已经将你送来的有关张高平的材料,移交到省高院立案庭了,他们省高院首先进行立案审查,再送到什么庭,什么庭……”这样一走以后,又没有信息了,再也没有信息了。这时候我就面临着退休了……
记者:您心里有点着急?
张飚:着急。一直挂念着这个事。
退休以后,我给张高平的哥哥打电话。希望他在外头,赶快申诉。他哥哥是个农民,找谁申诉也不知道,问人,人家根本不理他。他反复去了几次,就丧失信心了。我就鼓励他,一定要坚持,砸锅卖铁都要坚持下去。
后来我又让他去找朱明勇律师。他找了好几个律师,什么大学的教授,什么海归的博士,结果还被骗了两万块钱。这个事就反反复复折腾了很长时间,但是没有放弃,最后终于找到了朱律师,朱律师又找到了你,这个案子的冰山一角才慢慢露出来了。所以说,这个过程相当漫长,相当艰难。
“我没有放弃过”
记者:您什么时候开始调查袁连芳的事?
张飚:《民主与法制》关于马廷新案的报道,涉及袁连芳。2008年年底,拿到手里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引起我足够的重视,后来我向杭州市检察院监所科打电话,监所科不是管看守所吗?我一打电话,他们说有这个人。最后就把袁连芳的资料、判决书,都寄来了。
然后,我们检察院又请河南鹤壁的检察机关协助,去调查袁连芳。鹤壁方面刚开始查,说一直没有关押过这个人,看守所没有关押过这个人的记录。翻遍了,都没有。我就奇怪了,《民主与法制》的报道上,还有判决书上都提到这个人,怎么会没有呢?然后,我通过公安机关,从网上把袁连芳的大头像调了出来。
我把袁连芳的大头像,还有我的、你的、他的,不同人的,混合在一起,寄给河南鹤壁浚县检察院,麻烦他们去找马廷新辨认。最后一查发现问题大了。
记者:什么问题?
张飚:马廷新看到袁连芳的大头照,说“烧成灰我都认识他”。我左等右等,等了将近几个月,都没等到鹤壁浚县方面的回音。我就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不好意思,你们没有这个权力,要调查,通过你们上一级机关来。”
这时,我知道袁连芳是真有问题。信心大增,我又给张高发打电话,说有80%的把握了,突破口就是袁连芳。
记者:然后怎么办?
张飚:我说最后一招就是朱明勇,因为他办过这个案子,他有同感,一说到袁连芳,就会引起他的兴趣。
记者:后来的事实证明您的判断是对的。
张飚:是,这样做是对的,所以最终翻案,没有朱律师,没有你,没有我们三方的努力,办不到。如果没有你的新闻报道,我估计我们现在不会坐在一起了,张高平可能还在监狱里。
记者:一次一次寄材料都没了音讯,想到过放弃吗?
张飚:我没有放弃过。
不过,我也很疑惑,为什么申诉渠道不太畅通?我工作这么长时间,向有关部门寄申诉材料,都收不到回答。所以能不能想办法在法律法规上确立申诉的渠道,让申诉有去有回?现在是有去不回,石沉大海。这个问题,新疆是比较突出的。
记者:因为新疆很多服刑人员是从内地调过来的。
张飚:对!因为我们新疆人力缺乏,服刑人员都是司法部门从全国统一调配的,申诉就更难。
记者:驻监这些年,接触了各种服刑人员,在接触过程中,对他们是什么样的感情?
张飚:犯人毕竟是违反国家法律的,如果对他们太仁慈了,也是对被害人的一种亵渎,对他们要严厉,但又必须尊重。
虽然他们是犯人,但他们也有生存的权利、劳动的权利和人格的尊严。尊重他们,就是不欺辱他们。比如,你让他们给你洗袜子、洗裤头、擦皮鞋,这种做法就是不尊重,这种现象应该坚决打击。为什么我要说这个话?监狱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我高兴,激动得要哭了”
记者:我知道退休后您还惦记为张高平申诉的事。
检察官张彪得知张氏叔侄成功平反,说:“我高兴,激动得要哭了”
张飚:我只是焦急等待。我已经失去使用我工作权利的机会了,如果我还在工作状态的话,
我会不断地向有关部门申诉,发邮件、打电话询问,开会提交报告,向领导反映……退休了,只能遗留给其他同志来管,可是又担心他们不太熟悉,所以就很焦虑。
因为服刑人员一天都不愿意在监狱里呆,尤其像张高平这样的人,他不认为自己是“犯人”,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就特别不舒服,特别的烦躁,情绪特别容易激动。
记者:哪天知道张高平、张辉平反了?
张飚:宣判那天,他们就给我打了电话。
记者:当时什么心情?
张飚:我高兴,激动得要哭了。
记者:很多网友知道有一位新疆检察官在幕后付出了巨大的辛劳,让我代他们向您致意,还有人一定要知道您的名字。
张飚:这件事情,我个人的体会就是: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的职责要求。
我希望自己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毕竟退休了,要过一种正常的、清静的生活。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对于聂海芬:“不能同情这样的人”
记者:最近大家也在谈这个案子里可能存在的刑讯逼供的问题,特别是有一位“女神探”聂海芬,您怎么看这件事?
张飚:法律有规定,不允许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讯逼供。张高平在与我们的交谈中,提到过并向我们展示过被烟头烫伤的痕迹,至于这痕迹怎么来的,我们不太清楚。
对那些刑讯逼供的人,要依照法律来处理。不能同情这样的人,他们应该被清除出政法队伍。我们的队伍这样的人越少越好。这样的人只能害人、害国,危害我们一方水土。
记者:您觉得他们是有心的,还是无心办错案?
张飚: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不适合在政法队伍里工作。特别是执法部门,这个队伍一定要纯洁,一定要高素质,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老百姓,他们手里拿的是权力的刀和剑,打击犯罪是天经地义的,打击无辜就变成杀手了。当然我们工作中难免有失误,但是我觉得这种失误,还是越少越好。
记者:这两天家里人,包括您女儿、晚辈,有没有提起您的事?
张飚:还没让他们知道。
记者:帮张高平申诉这么多年,您从来没有跟家里人讲过?
张飚:没有。生活中,我很少讲案情。工作上的事情,尽量不让他们知道。 记者:连您爱人也不知道?
张飚:她很想知道,但我不愿意跟她讲这些东西,单位上什么状态啊,工作上遇到的事啊,她不问我也不告诉她。我这个事儿(为张高平申诉),我刚一说,她就高兴得很,见人就说,把我气得啊……我说这有啥说的啊,没必要说。她还是见了人就说。今天中午我们还有个朋友聚会,刚才还嘱咐她千万不能说。就算现在翻案成功了,也不要说。
记者:我觉得您也可以顺其自然一点,多年的努力成功了,让大家分享一下喜悦也无可非议。
张飚:只是应该做的事,不值得这样。如果张高平碰到别的检察官,他们会比我做得更好。就像碰到一个需要救护的人,我们都会伸出援助之手来救他。我们都有这个爱心。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沾沾自喜,值得炫耀的。
记者:可您也瞒不住啊,您看,您爱人还是知道了。
张飚:知道一点,简单知道一点,但我不愿意多说。她不问我不说,除非她要问我怎么回事,她的猎奇心特别强,光爱打探……(笑) 记者:周围的人也都知道您做的事了吗?
张飚:知道了。但是态度有两种。我有个同事,关系比较好,见到我就说:“你管他干啥,退休了,不好好在家呆着,还搞这个事。”我就淡淡一笑。还有的说,“不错啊,老高,立功了。”我说都退休了,立啥功啊。这是应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做完整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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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夏雪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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