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冲击：疫情导致的 周期性失业仍然存在， 需求侧受到掣肘

从表面来看，我们目前迎来的经济复苏，就是倒V字形的流行疾病曲线所相应带来的V字形经济复苏。但我认为，V字形复苏尚未完成。如前文所述，延滞效应可能发生，未来的发展趋势可能会因为这一次的周期性冲击而发生改变。我们需要重视的是，不要让这一次的短期冲击导致慢变的长期趋势提前兑现。

可将失业率作为切入点，观察收入损失及消费复苏滞后的情况：

第一，数据显示，我国2021年2月的失业率是5.5%，达到了在那之前5个月之中的最高点，也就是说，失业率没有呈现回归原有轨迹的趋势。按照我们此前的估算，中国自然失业率应该是5%，高于5%的部分就是周期失业率，由此来看，疫情冲击导致的周期性失业仍然存在。

第二，按照延滞效应等规律，一次短期冲击之后，自然失业率会有所提高。都说“不要浪费一次好的危机”，这句话的意思不仅仅要从学习经验教训的角度理解，还应理解为：一次衰退将会产生“创造性破坏效应”，能够将那些病得最厉害的行业、产业和企业出清，这可能也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些僵化的行业、产业和企业，恰恰是那些技能较低工人的就业依托，一旦“创造性破坏效应”发挥作用，很大一部分工人找到同样工作的难度就加大了，自然失业率由此提升。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创造性破坏效应”带来的自然失业率提高有多少，假设是从5%提高到了5.2%，现在我们5.5%的失业率还是在这之上，说明周期性失业还没有消除。因此，保市场主体的政策举措和直接针对人的收入保障政策二者应该有效结合，不能偏到一边去。

长期来看，中国增长速度下行是必然的。有很多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增长会“回归均值”，即回归世界平均水平。回归没有问题，问题是什么时候回归：如果短期内回归，那么中国经济总量可能永远赶不上美国了。但过去30年间世界平均增长率接近3%，依此数据进行预测，我国或将在2050年左右才回归均值。如图3所示，我们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是有信心的。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在供给侧能力基础上预测出的潜在增长率，如果需求侧条件不能予以保障，那么在2050年之前回归均值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确保需求侧条件不要成为长期增长的制约因素。

图3 中国潜在增长率与世界20年实际增长率

从长与短和供与求入手“阻断”关联

第一，防止资源配置的僵化与退化。 我们越来越需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保持经济增长，这是必需的供给侧条件。但在目前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我们恰恰是遇到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难点和堵点。

在人口红利消失和比较优势弱化的情况下，一方面，从衡量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巴拉萨指数来看，2012年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巴拉萨指数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另一方面，2006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也在下降。然而，在这个比较优势弱化的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个行业和企业都在按照同一比例下降，而是根据竞争力和生产率，情况有好有坏。这个时候，如果那些丧失比较优势、生产率低因而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依靠保护和补贴生存下来，则意味着资源配置的僵化。

也有一些不再具有竞争力的企业退出市场经营，制造业的新进入市场主体也在减少，使制造业增长减速。但是，这种情况导致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是劳动力从制造业转向第三产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本来应该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但是，我国目前第三产业尤其是生活服务业是生产率比较低的，因此，这样的产业结构变化就导致资源配置的退化，从而整体生产率的降低。因此，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稳住制造业。

如何稳住制造业？这也是一个两难的题目。 因为很多企业在自身失去了竞争力以后，往往会寻求各种各样的保护，寄希望于政策层面继续给贷款、给优惠，迟迟不退出市场，有时甚至还会以“转型”的名义索要国家补贴，最终结果便是资源配置的僵化。很多时候，该退出的企业不能退出，该“死”的企业不能“死”，许多僵尸企业、半僵尸企业、四分之一僵尸企业还在存活，导致了生产率的大幅下降。因此，我们必须营造出创造性破坏的条件，让该退出的退出、该死去的死去，让生产率高的企业生存和发展。

第二，加大再分配力度，建立中国特色福利国家。 OECD国家的福利支出比重与劳动生产率呈现显著正相关，由此带来的启示是，如果能够在社会层面对“人”这个特殊的生产要素进行保护，我们就不要在企业层面进行保护，不必保护过剩产能、低效率企业，也不必保护不需要的就业岗位，而只需要保人本身。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创造性破坏才能真正发生，否则，很可能以保就业岗位的名义保了僵尸企业。这就是供给侧与需求侧结合的道理。

在短期内，我们需要尽快从疫情中恢复经济，在长期里，我们也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福利国家，在当前这个阶段上，恰是需要我们要将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的最好时机。 目前，我国人均GDP突破了1万美元，而要在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意味着届时人均GDP要达到2.3万美元。按照一般规律，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直到人均GDP达到2.3万美元的时期，正好也是社会福利支出快速增长的时期，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是持续提高的。也就是说，中国已经进入福利国家建设的最关键时期，而从当前紧迫需要解决的消费复苏问题，以及应对老龄化给居民消费带来的严峻挑战入手，正是长与短的结合。

第三，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破解一个世纪性的难题，即靠什么提高生育率。 图4中蓝色的曲线代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水平，有的国家和地区仍然高达3-4甚至6-7的水平，也有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在2.1的更替水平之下，甚至还有少量在1以下的。但是联合国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显示，无论在哪类国家和地区，询问的结果都认为生两个孩子最好。也就是说，人们实际生孩子的数量与其生育意愿是不一致的。

图4 各国生育率水平与2.1的更替水平

汗牛充栋的文献表明，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几乎是不可逆的。近期《柳叶刀》的一篇文章指出，妇女受教育程度和避孕手段的可得性，可以解释80%生育率下降的原因。这两个方面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因此客观上既不会逆转，主观上也不应该逆其道而行之。因此，我们只能在剩下的20%因素当中想办法。最近有研究表示，因受到环境污染、生存压力等因素的影响，人的生育能力也大幅下降。由此来看，能够阻止生育率下降的办法似乎已经所剩无几。另外，大家都对最近央行几位年轻人写的工作论文比较关注，我也看到这篇论文引用了一篇多年前《自然》杂志上的文章。该文章表示，当一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达到足够高的水平时，生育率又会上升。但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还发生了两个故事。

第一，一位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学者蔡泳在文章发表之后马上致信《自然》杂志，表示文章的数据处理方法是有误导性的，文章人为地将图形做成对数形式，让人以往生育率与HDI关系曲线会产生一个翘起。但如果不是这样处理数据，实际上则不存在这一趋势。也就是说，生育率水平很难再提升回来了。

第二，《自然》杂志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后来又写了其他文章进行“找补”。这位作者表示，虽然有些国家的生育率后来略微有所改善，其实是因为这些国家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更大进步，生育率改善是从中得到一种性别红利。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女性地位比较高了以后，女性的生育意愿可能略微有所提高，但这并非普遍规律。

总的来说，我们不能指望生育率的实质性回升。 但是，优化生育政策，特别是加快推进自主生育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回到很高的总和生育率水平，而是追求尽可能向2.1这个更替水平以及生育意愿水平靠近。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努力在降低孩子的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方面，推出真金白银和精准到位的硬措施。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学会跟老龄化共舞，通过完善终身学习、反劳动力市场歧视、提高劳动参与率、建立更普惠的养老保险制度等，收获老年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