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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 厉以宁、陈锡文等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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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厉以宁委员,我们注意到,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也在不断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是否有希望超过6.5%?
厉以宁:
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这样一个指标,就是GDP增长6.5%左右,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在实际工作中争取要有更好的结果。根据这两句话我们来谈。我们知道,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效率问题,效率有两个基础,效率的第一个基础是物质技术基础,有多少厂房、有多少设备、有多少原材料、质量如何、劳动力的质量如何,这是物质技术基础,它是增长的保证,而且是常规的增长。但不要忘记,还有另一个基础,效率的另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效率的道德基础。比如说人们有认同感,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人们有风雨同舟感,这又是一个有凝聚力、有共同的危机感等等。所以道德力量调节是重要的,道德力量调节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成果。这从历史上已经看明的,也就是从前几次自然灾害的防护中看到的。所以在今年的增长当中,能不能有6.5%以上的增长,这个要看我们的效率基础怎么样,能不能使大家都感到有新的突破,要观察。但是有一个重要的条件,也是好消息,就是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全国上下都在为开好十九大献出自己的力量。这就表明,我们2017年的成果可能会突破6.5%,也有可能使得我们在经济中有更多的成就。谢谢大家。
中国青年报记者:
请问钱委员,我们之前听到李克强总理曾经说过,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人口红利,我们要转变过去的发展模式,从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您既是经济学家,也在从事高校的相关工作。您觉得中国如何加快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钱颖一:
谢谢你的问题。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变是必然的,同时也是一种机会。在某种意义上说,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中,供给侧的主要推动力就是在于能够不断持续的释放人才红利。在“十三五”规划中专门有一章就是讲人才发展战略,确立了人才发展的整体框架,这是有深刻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11年开始,我们国家的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开始下降,2012年开始,劳动力的绝对数目开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也看到,人口红利逐渐下降的另一个证据是工资增长速度比较快,在过去几年都超过了GDP增长速度,这是一个现实。但是我们也要看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国人才红利的潜力是非常不得了的。2015年,我们国家高校在校人数是2700万,现在每年高校本科专科录取是700多万。高校的所有在学学生包括在职学生有3600多万,所有这些数字都是全球最高的。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40%。有意思的是,这些快速增长是在过去十几年发生的,因为在1998年时,高校每年招生才100万。这就意味着在目前阶段,我们劳动力中的教育水平还不是那么高,但是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年、十几年会有非常快速的增加,因为这有一个时间间隔在里面。因此从数量上来讲,我们的人才潜力是非常之高的。但是光有数量还不行,还要有质量,这就对教育质量的要求更高了。
说到人才红利时往往有一个误解,通常我们说人才的时候,往往集中于说杰出人才或者拔尖创新人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才不仅仅是杰出人才,在供给侧增长的推动力中,人才进入增长有两个方式:一是人力资本。指的是全社会中的普遍教育水平。二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由于人的创造力而实现的技术进步等等。这两个方面,人力资本也好,全要素生产率也好,都是由人才推动的。从这个观点来看,人才红利需要两方面发力:一方面,需要在拔尖创新人才、人的创造性方面应该大力提高。另一方面,作为全社会,在现有基础条件下能够培养大量的、各种层次的有技能的人,这都是人力资本的部分,我们需要在这两方面加强。说到底,人才红利要想实现,非常重要的还是教育。这就是为什么教育受到全社会的关注,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变化所要求的。人才红利、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很不一样的方面就是物质资本投入马上可以见效,但是人力资本不是,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说教育水平的今天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明天,它有一个时间的过程,但这更进一步说明,为了实现人才红利,提高今天的教育水平是至关重要的。
路透社记者:
请问陈锡文委员,是关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我们知道,现在虽然中国不再增加玉米的库存,但是现在库存的玉米达到了2.3亿吨,是中国人一年都消费不完的。现在我们听说中国想要把这些库存的玉米用作工业用途,但是我们现在仍然没有看到这部分玉米使用量的大大增加。我的问题就是,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加速这部分库存玉米的消费使用,在它过期腐烂以前加以利用?
陈锡文:
你提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多中国粮食界人士高度关注的问题,你讲的库存到底对不对我不敢确认,但是大体上差不多。中国去年玉米的总产量是2.2亿吨,现在库存还有2.3亿吨,据我了解差不多有这么多量,但是每个月都在适度的有所变化。现在农民非常关注的就是你有这么大的库存,我还种不种玉米?经销商也非常关注,我到底是购买库存里面的玉米还是新玉米。加工企业也在关心,一旦库存的玉米出库,价格低于现在的新玉米价格,他应该怎么办?包括国际上,南北美洲、澳大利亚都会非常关心,中国这么大的库存会怎么样。据我了解,中国政府和玉米主产区的地方政府都在非常的认真研究这个问题。玉米真正供人食用的部分只占15%到20%,其他80%都是用于工业原料和饲料。其中绝大部分是用于饲料,用于工业原料的,比如制药工业、纺织工业都需要用到玉米淀粉。现在推动绿色发展之后,全球各地又推出了生物质能源,就是玉米的燃料酒精,国际上有很大发展,中国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为中国过去没有这么多的玉米库存,搞了很大的玉米燃料酒精,一旦玉米库存没有了,这些企业就停产了。所以现在中央政府和有关地方政府正在积极听取各方面意见,包括我们很多科技专家、工业方面专家的意见,除了把玉米用于传统工业用途之外,也在考虑,由于石油价格在上升,对生产燃料酒精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也在考虑研究论证是不是要适当的增加燃料酒精的生产能力。
第二,中国人在食用糖方面的更多是蔗糖,对玉米糖食用的不太多。玉米木糖醇对于血糖高的人更适用,过去生产木糖醇很少,现在是不是可以提高它的比例。第三,再有一些特别重要的,比如我们有些现代化的蔬菜大棚,大棚蔬菜或者像草莓这样的水果,一年可以生产七八季,密度非常高,投入也非常大,如果大棚用塑料薄膜有一个残留问题,最好使用自动降解的,自动降解的薄膜技术成熟,自动降解的薄膜最好的是玉米淀粉薄膜。这些粮食长期储存,经过四五年之后可能就不值钱了,但是如果变成可降解的薄膜小颗粒,玉米粒变成淀粉颗粒,储存的时间就会更长。这一系列办法,国家正在广泛地听取意见。当然要考虑到以后,现在有2.3亿吨的库存,那三年以后还有没有这些库存?搞这些是不是浪费?所以要瞻前顾后考虑到很多情况。但是这么多的库存,要尽快想办法用两三年的时间给消化掉。现在农民还在生产新的玉米,每年的产量和每年的需求大体是相当的,所以消化这些库存,某种程度上必须创造新的需求才能消化掉,燃料也好,糖也好,淀粉也好,这相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创造一种新的需求。
广州日报记者:
请问杨凯生委员,我关注到您一直关注去杠杆。我的问题是,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积极稳妥去杠杆,可不少评论认为,我们的去杠杆是稳妥够了,但是积极还不够,还要加大力度,进一步加油。您认为当前去杠杆的难点和重点究竟在哪里?谢谢。
杨凯生:
我注意到常振明委员、钱颖一委员在回答问题时或多或少地谈到了去杠杆问题。您主要问的是下一步去杠杆的难点和重点是什么?我感到李克强总理在昨天政府工作报告中似乎已经很清楚地回答了你的问题。总理报告中有两句话,一句话就是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的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我想这就是去杠杆的重点。第二句话,总理在报告中要用改革的办法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要积极稳妥的去杠杆。我想所谓的难点也就是如何有效地、顺利地、尽可能平稳地把去杠杆工作做好。为什么?确实像总理说的一样,为什么重点是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呢?因为我国的企业的杠杆率确实是偏高的,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字和我国有关方面统计数字相差不多,说我国工业企业的杠杆率大概是167.6%,而资产负债率大概超过56%。尽管经过去年一年的努力,这个数字有所下降,但是我们只能说是略有下降或者说基本保持了平稳。无论与美国、欧元区等主要经济体同期相比,我们都是偏高的,这个确实要降下来,如果不降下来的话,不仅直接拉升了企业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和去产能没有办法衔接,和企业的保持可持续健康运营也难以衔接。
怎么去杠杆?重点是清楚了,为什么说积极稳妥的去是难点,要用改革的办法去是难点呢?因为我国的企业杠杆率偏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有历史的原因。上世纪80年代以前,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当时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它所需要的资金,无论是项目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甚至是生产所需的流动资金,都是国家财政拨款的。这个做法的弊端就是使得企业不太讲究资金的使用效益。所以针对这个弊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下决心要改,但是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做法,实际上也是一种定期不定期的给企业补充资本金的做法,所以在当时体制下,似乎并不存在企业杠杆率高不高、资产负债率高不高,现在企业成了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这样肯定不行了,倒是开始注重资本使用效益了,但是资本金的补充,国有企业缺乏资本的补充机制。所谓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确实要促使我们思考。前不久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要积极地探索,用多种方法有效降低企业杠杆率。有一条,要建立国有企业的资本补充机制,国有企业的拥有者——我们的政府,国有企业的监管者要有资本意识,要注意让企业的资本充足率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是企业的拥有者、监管者的责任和义务。那怎么来做?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我们每年的国有资本的财政预算中是不是通过改革的办法来有这样一个列支渠道,补充国有资本。那这里面,国有的资本财力是不是力所能及,因为我们要干的事情很多,涉及到民生、医疗、教育等等,还有没有钱补充企业的资本金,这就要和企业的改革结合起来,国有企业的布局优化、混合所有制的推进,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等等,这些都是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到的,用改革的办法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用改革的办法积极稳妥地实施去杠杆。
- 原标题: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
- 责任编辑:周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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