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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科院少将透视外军联合作战体制改革:联合是制胜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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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军事改革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整个国家全面转轨的大动荡背景下开始的,经历了三轮大的改革。
第一轮是1992年到1999年,依托军区搞联合。当时的想法是,把军区领率机关变成战区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由于那个时候大的体制没有调整,总参也没有放权,军种仍有指挥权,军区还不具备联合作战指挥的能力。只是在堪察加半岛和加里宁格勒方向,分别组建了由海军舰队司令领导的联合战役司令部。两次车臣战争中,俄军既暴露出了指挥关系不顺的问题,也暴露出了陆军和空军连不到一块的问题,教训深刻。
第二轮是2004年到2007年,在普京总统亲自推动下,理顺了国防部长与总参谋长的关系,真正确立了国防部长对总参谋长的领导地位,在这个基础上决定总参下放战略方向的作战指挥权,但未取得成功。后来,在理顺国防部长与总参谋长关系、总参下放地区性作战指挥权的基础上,搞了组建地区司令部的试点。
但在建立战区指挥体系上,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想抛开军区搞联合,在军区之上增设一个地区司令部。试验证明,这种改革不符合联合作战指挥的要求,战区总部体制不但没有实现联合的目的,反而在军区和总参之间“制造”了一个多余的中间指挥机构,降低了指挥效率,最后导致改革失败。
第三轮是2008年到2012年,充分汲取前两轮改革的经验教训,在“新面貌”改革中,坚决取消军种作战指挥权,把海军、空军中央指挥所并入到了总参中央指挥所。同时,依托军区成立联合战略司令部,形成了“由总统和国防部长,到总参谋长,再到联合战略司令部或职能司令部,最后到军兵种部队”的作战指挥链。
这一轮改革对俄军后来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基本上得到确立。地区性军事行动全部由战区司令部负责,由战区司令部直接指挥各军种战役(舰队是战略战役)司令部实施作战,总参负责总体领导,但不直接干预作战指挥,指挥链大为缩短。
目前,俄军已经形成了国家和战区两级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国家级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是由俄总统和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和总参谋部构成。总统是在国防部长的协助下,依托总参指挥国家层级的联合作战以及核打击力量、空天军、空降兵作战。战区级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包括东部、西部、南部和中部四个联合战略司令部,主要负责指挥辖区内各军种的联合作战。根据战略形势的变化,2014年底俄又组建了北极联合战略司令部,主要负责北极方向的联合作战。
俄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的特点也非常鲜明,既吸纳借鉴美军的经验,又充分考虑国情、军情和自身的特点,保留了自己的军事传统。可以说,外部挑战和内部转型对俄军改革形成了倒逼效应,这是一场绝境求生的改革。
英法德日:新世纪军改重大主题
英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英女王名义上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实际上英国首相掌握军队最高指挥权,并通过国防大臣对全军实施管理和指挥。参谋长委员会负责就军事行动向国防大臣和首相提出建议,国防参谋长任委员会主席,三个军种参谋长为成员。国防参谋长是国防大臣的首席军事顾问和英军最高军事指挥官,根据首相和国防大臣的命令实施军事指挥。2012年4月2日,英军成立联合部队司令部,下辖13个跨军种机构,负责在全球范围内指挥联合作战。
法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法军已经取消各军种参谋长作战指挥职能,将作战指挥权完全集中在三军联合参谋长手中。三军联合参谋长是政府的军事顾问,协助国防部长履行部队准备、使用和总体组织权。在总统和政府领导下,三军联合参谋长对所有军事行动行使指挥权。2013年法军在马里的“薮猫行动”中的军事行动,由法国总统奥朗德亲自决策,国防部长委托三军参谋长实施总体领导,陆、海、空、特种作战和国家宪兵派部(分)队参加,三军作战中心对战场的行动实施直接指挥。此次行动的成功之处在于,在统一指挥之下,参战各军兵种部(分)队实现了紧密的协调与配合,特别是陆空协同突击对迅速达成作战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德国联邦总理为战时军队最高统帅。国防部长为平时军队最高首长,战时将指挥权移交联邦总理。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是国防部长的军事顾问,武装力量指挥参谋部为其办事机构。2006年,德军赋予总监察长对海外行动部队的指挥权,2012年又明确各军种监察长接受总监察长指挥,由总监察长全面负责联邦国防军的战略规划、军事指挥和战备工作。军种监察长和勤务部队监察长,负责所属部队的战备训练和行政管理,参与制定和实施国防总体方案。
日本自卫队2006年建立了由联合参谋部指挥联合任务部队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联合参谋部作为最高指挥机构,在防卫大臣的领导下,对联合任务部队实施联合作战指挥,统管全军的联合训练和演习。指挥链是:从首相和防卫大臣,到联合参谋长,再到联合任务部队。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日本自卫队作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组成部分,来构建联盟作战体系、提高联合作战效能,设立了集中型的联合参谋部,以实现与美军太平洋战区指挥机构的全方位对接。
值得注意的是,日美经过60年的军事合作和频繁的联合演练,无论是指挥员驾驭联合作战的能力素质,还是指挥机构的运转水平,可以说是一流的,不可小看。特别是新安保法通过后,日美联军作战将进一步深化,指挥控制一体化程度也会更高。
总之,以美俄为代表的、世界主要国家军队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经过了长期、曲折的实践探索,其中有经验、有教训,有曲折、有反复。在研究筹划改革当中,无论我们向外军学习什么,都必须充分考虑到国体、政体的不同,军队性质的不同,一定要接中国的地气。但作为改革的后发者,深入分析他们筹划推进改革的思想、理念、方法路径和利弊得失,研究把握其中带规律性的东西,有利于开阔我们的视野,激活我们的思路。
- 责任编辑:靖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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