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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汉:逆全球化潮流与全球治理改革的新动力
关键字: 全球化全球秩序战后经济秩序全球治理机制中国欧盟峰会国际货币基金镶嵌自由主义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当时全球经济每增长1%,就会带来2.5%的贸易增长率。而现在这种关系已经完全反转过来了,这说明全球化的脚步已经放缓,甚至出现了倒退的迹象。
我们看这张图,浅红色的折线表示的是贸易依存度。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贸易依存度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全世界贸易依存度从最初的30%一直上升到近60%,而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甚至超过了100%。但是从2009年之后,贸易依存度开始持平甚至下滑。深红色的折线表示国家的境外资产和负债总额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就是国家之间在资金、金融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过去这个比重一直在不断上升,而现在却失去了上升动力。这两条折线都充分显示了经济全球化的脚步在放缓,甚至在倒退。
三、世界正迈向“金德尔伯格陷阱”
以上数据引发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即世界是否正迈向“金德尔伯格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一概念是哈佛大学著名政治经济学教授约瑟夫•奈伊提出的。奈伊最近抛出了一个话题:在21世纪国际关系、国际体系中,中美两国最后是否会像当年斯巴达和雅典一样,有一个战略的摊牌?
也就是说,中美关系是否会像当年的希腊悲剧中描述的一样,掉入“修斯底德陷阱”?一个处于防卫霸权阶段的国家,看到另一个兴起中霸权国家的实力正在慢慢接近自己,最终就有可能提前出手,以免自己被对方取而代之。过去有很多国际关系学者都在辩论,中国和美国之间是否终究难免一战。不过奈伊认为这个命题可能是一个假命题,因为这种历史悲剧重演的可能性太低。
奈伊认为今天我们真正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即“金德尔伯格陷阱”。也就是说,当美国抛弃国际公共财(即国际公共品)提供者的角色的时候,中国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来填补这个真空。否则,世界经济可能会出现国际公共财供给严重短缺的危机。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世界上曾经出现过这种危机,造成了全世界经济大恐慌,同进也导致了政治危机,欧洲很多国家出现了政治两极化,法西斯政权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纷纷崛起,最后爆发了二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最残酷的一次战争。
这一分析是以金德尔伯格的一部著作——《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为背景的,这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也是金德尔伯格的成名作。这本书出版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那一代的经济学家都读过这本书,影响很深远,很多外校博士生来还特别远程跋涉到麻省理工学院去旁听他的课,他在MIT教过的学生中包括后来出任联准会主席的伯南克,事实上伯南克后来博士论文研究经济大恐慌时期的货币政策,就是受金德伯格的启发。
他书中的论点很简单,就是支持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认为这一体系能够为所有国家带来双赢、多赢的局面。但是书中同时也认为,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国际经济体系难以长期稳定运行。而要想使国际经济体系稳定运行,就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以便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财。否则,这一体系将极难保持稳定,贸易战和货币战将难以避免,并进而走入一种恶性循环。
一战之前,英国曾经扮演过这个角色,支撑起了开放的贸易体系,确保了货币的稳定。但是一战之后英国元气大伤,无力也无心再担任这个角色。美国参加一战后全面倒向孤立主义,虽然客观上有条件、有力量接替英国,但是主观上却完全没有这个意愿,于是便出现了青黄不接、领导真空的问题。这正是导致1929年到1939年严重经济危机的原因。
危机从1929年华尔街股灾之后蔓延全世界,金融风暴横扫所有国家,所有国家都高筑关税壁垒,以邻为壑,最后世界贸易整体急速萎缩。从1930年到1933年三年时间里,国际贸易量缩减了40%。试想,如果这种缩减情况发生在现在,新竹高科技园区的厂商一半以上都会倒闭。金德伯格分析说,当年如果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如果能够做几件事情的话,也许危机就会得到控制,也不会出现那么漫长、严峻的大恐慌,更不会让希特勒上台。
他总结了当时的情况后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架构,即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负责提供两类国际公共财。一个是经济合作基础条件,即和平的国际秩序、跨境产权保障、开放的贸易体系、海上自由航行、通用的交易货币、稳定的汇率、交易规则标准化,具备了这些条件跨国贸易和投资才能实现。但仅有这些还不够,他认为世界保持稳定还需要有一个危机管理机制,具体而言,就是要有一个是强有力的国家,在出现危机时扮演两个角色——最后的购买者和最后的信用担保者。
换言之,当金融危机出现时,这个国家可以为世界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防止世界金融陷入流动性陷阱。当经济严重紧缩时,它不但不会闭关自守,还会进一步开放市场,并且用财政刺激等多种手段维持旺盛的需求和购买力。总之就是要逆趋势反周期操作。
套用他的理念架构用来分析1945年以后的世界也很适用,因为1945年是一个极为特殊、极为罕见的历史时刻,美国强大到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挑战它的程度,而且当时世界上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因此美国迎来了重新塑造世界的契机。美国重新建构了战后国际秩序,并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主角,当然英国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战后秩序涉及很多领域,包括安全、和平维持、贸易、货币以及其他的一些领域,还包括一些专业领域,如海洋、航空、外层空间等。可以说,这一新秩序开启了人类近代史上最长的承平和繁荣时期。
战后出生的我们是非常幸运的,没有经历过战争,但上溯到我们的祖父辈、曾祖父辈,那时的世界战火连连,很多人家破人亡,人们经常处于一种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中。战后出现了人类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时期和最开放的贸易体系,同时也形成了前所未有经济相互依存关系,虽然中间也出现过一些经济危机,但是再也没有出现过1929年那种席卷全球的经济大恐慌。
美国重建的战后国际秩序包括安全与武力的冲突管理,以联合国安理会的集体安全为核心机制,同时与盟国建立了共同防御体系,排除了把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工具,特别是在国际法中不再承认以武力夺取领土的合法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际社会将集体予以抵制,联合国安理会也会出面干预。同时,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与经济息息相关的是,以一套多边机制逐步推动贸易开放体系,提供一体适用的规范和争端仲裁,其基本精神是普遍性、互惠性、无歧视等。同时也使跨国投资更加便利化,为其提供各种保障。
在货币与金融方面,美元与黄金挂钩,提供了非常稳定的汇率。也为面临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了必要时进行紧急融资的机制,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角色,还为落后国家提供了一套中长期的优惠融资机制,这是世界银行与区域开发银行扮演的角色。
这一罕见的国际秩序的形成有着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只有了解了这一背景,我们才能够明白今天危机产生的根源是什么。从1945年到1980年,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及其盟国推行自由国际秩序,虽然没有覆盖全世界,但依然成为了世界秩序的主体。
当时很多西方国家都有一套机制与这一国际秩序相搭配,因为这些国家大多都吸取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惨痛教训,认识到了保护主义,不相互放开市场的危害。
同时,这些国家也知道放任资本在国际上自由流动会带来系统性风险,而且不是所有的社会群体都能在市场自由竞争中得到生存机会,所以国际上形成了一种共识——以国内相应的机制来调和资本主义破坏力量和社会保护需求之间的矛盾。否则,维护开放经济体系的合法性、正当性的社会基础就会动摇。
所以,当时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成为了主流,各国普遍推行社会保障体系、福利国家体制、累进课税、财政移转性支付、劳动条件管理、市场秩序管理、金融防火墙。这种体系被称为“镶嵌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而不是完全放任的自由主义。
镶嵌自由主义已经尽量削除了可能产生危害的东西,同时又大力保护应该保护的群体,使国际经济秩序既能激发市场活力,但又避免造成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均,以维持社会内部的凝聚力。这些国家对于自由贸易原则也不是毫无保留地贯彻到底,而是排除了一些敏感部门,例如农业,并对这些部门予以特殊的保护,对于受到严重冲击的产业,允许短期的进口限制和产业救济等措施,以便让社会适应这一开放游戏规则。
当时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是严格限制跨国资本流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大部分国家都采取有限度资本管制,90年代开才始解除这些限制。之所以会解除限制,就是因为美国出现了产业空洞化趋势,所以要靠服务业来赚钱,华尔街作为美国政治游说中最有势力的团体,它自认为它的金融服务业是最先进的,把所有国家资本市场与保险市场打开,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商机。
另外一点,也是因为历史教训已经过于遥远,美国被蛇咬是几十年前的事,疼痛早已被遗忘,华尔街也相信自己的避险数学模型已经十分精致成熟,可以游说监管机构放心拆掉防火墙,衍生性金融工具可以成功转嫁与分散风险,因而才毫无顾忌地以高杠杆从事金融交易。
然而,此时此刻我们却看到了很多不协调现象,旧秩序的根基在众多冲突中已经开始动摇,国际体系已经进入了秩序重组时期。我个人认为,人类正在进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过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阶段,而且这个趋势越来越清晰。
2004年我就提出过这一观点,不过当时没有人肯相信我的说法,而现在相信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因为这种趋势已经十分明显。第二个过渡是,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逐渐转轨到中国推进的全球化方案,“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推进的全球化方案的代表作。但是旧秩序不是一夕之间崩解的,新秩序也不是马上就能确立,新旧秩序还会并存很长时间,形成一个很长的过渡期。正因如此,局部的失序是在所难免的,而我们正处于这样的时刻。
但是我并不同意奈伊对“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高度担忧,我认为他高估了美国对当前的全球化基本架构的领导作用,其实美国的作用是正负兼有的,美国霸权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它做了很多好事,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既是世界稳定的基础,也是世界不稳定的根源。
奈伊出于爱国情操避而不谈美国的负面作用,只是选择性地谈美国的正面积极作用,这样必然会高估美国的作用。此外,他也忽略了西欧国家的建设性角色,以德国为首的欧盟有时也会牵制美国,部分性地填补它的作用和角色。比如,现在对于世界上的科技巨兽,尚且没有人可以解除它们的垄断权力,美国对它们持一种放任的态度,甚至还在维护这种放任的原则。但是欧盟有时候却介入其中,给这些科技巨兽制定一些新的游戏规则,虽然孤掌难鸣,但是毕竟起到了一些作用。
奈伊还有一个最大的盲点,他低估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支撑全球化的能力和意愿。下面我讲一下我的一个基本观察。
在1944年到1946年战后世界体系建构过程中,美国的确绘制了一幅美好蓝图,而且它也总结了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甚至是一战以后整个西方历史所经历的惨痛教训,因而形成了一个强烈共识:绝不能像一战之后那样,要求战败国作出巨额赔偿,相反,还要帮助这些战败国进行重建。
实事求是地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超越。当时面对苏联集团的竞争,或者说是两个体制竞争的生存危机,美国更要拿出一个与一战之后完全不同的战后重建思路。在总结国联失败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超越国联的国际组织。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成也美国败也美国。美国重建的国际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现了各种破绽,美国开始实行例外主义、单边主义,而且美国对国际规则进行选择性适用,对美国有利的它就使用,对美国不利的它就耍赖,自己以世界老大自居,严重侵蚀了规则的合法性。美国制定的贸易法案其精神根本上就是违反WTO规则的,这是一部典型的单边国内法,但是美国却凭借自己巨大的市场一意孤行地执行这一法案。
美国以前之所以表现得很“大方”,那是因为它在每一个领域都远远超过了所有国家,而等到它失去了这种优势之后,也开始变得斤斤计较起来,老大不负责任的一面就慢慢浮现出来了。美国在战后带头创建了多边体制,而现在它却成为了第一个违反者。比如,按照国际法规定,没有安理会授权,一个国家是不能够侵犯他国领土的,而美国却绕开联合国,暂时组建了一个临时联盟,以联盟的名义出兵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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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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