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朱富强】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出了三大蛊惑性口号：“使美国再次伟大”、“重振美国经济”和“美国优先”。其中，要使得“使美国再次伟大”的根本途径就是振兴美国经济，而为了“重振美国经济”而采取“美国优先”策略。

因此，我们可以想见，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重心将会落脚在经济增长上，不仅会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促使美国资本回流，而且通过优惠措施来吸引国际资本流向美国。

问题是，特朗普主义可以达到目的吗？套句流行语：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对欧美发达国家为何会逐渐步入“高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作一剖析，需要探析特朗普主义对解决这些根本因素的有效性。

一般地，“高收入陷阱”在过去20多年之所以加速凸显，主要与两大因素有关：（1）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这使得各国的经济增长不再取决于本国的劳动生产率而是其他贸易国家的劳动生产率；（2）资本输出代替资本商品输出，这产生了就业岗位的全球转移和生产技术的全球扩散。

正是由于全球贸易一体化下的资本由发达国家大规模地流向发展中国家，这就极大地训练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工人，深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分工，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最终都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提升；反过来，这又降低发达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使得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从而引发“高收入陷阱”。

也即，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和资本流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根本性不同的效应。

那么，特朗普政府是否有能力以及意愿改变这一基本趋势？

经济增长要靠资本

按照古典经济学的分析逻辑，经济增长依赖于劳动投入和劳动效率，劳动效率则与劳动分工有关。同时，无论是对生产劳动的需求还是技术的应用都依赖于一定的资本基础，无论是劳动分工的拓展还是市场规模的拓展也都依赖于不断积累的资本。

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大多重视资本积累，将资本积累视为一国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基础。例如，穆勒就强调，“节省会使社会与个人富裕，而花费则使之变穷；换句话说就是，整个社会会因用于供养和帮助生产性劳动的支出而变富，会因用于享乐的支出而变穷。”[1]

同时，这种认知不仅体现在古典经济学中，而且也体现在奥地利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学者关注生产结构问题，关注生产的中间品投入，进而也关注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关注资本的运用和技术的创造。

米塞斯就写道：“那些反对所谓‘奥地利’观点的经济学家，在处理资本问题时通常假定：用于生产的技术总是一成不变地决定于技术知识的现状。另一方面‘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则指出，在许多已知的生产技术当中，决定采用那些技术的，乃每个时期可以利用的资本品供给量。”[2]

其实，社会分工具有两大层次——劳动分工与产业分工，正是在两个维度上，古典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相通性：奥地利学派所着重阐发的迂回生产和生产结构实际上就是产业分工，古典经济学重视的劳动分工则是企业内部的工序分工。

而且，两大学派都将资本积累视为分工深化、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的基础，具体分析框架如下图。

无论商品输出还是资本输出 发达国家都无法持久领先

发达国家采取商品输出还是资本输出的方式来处理它的过剩生产能力，对其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将会产生迥异的效果。

一方面，就商品输出而言，它往往有助于输出国的生产力提高。

其发展逻辑如下：

（1）它通过海外市场的开拓而获得规模经济，进而可以开发和使用更高水平的生产技术；

（2）它通过贸易盈余而扩大了资本积累，从而有助于增加教育和科研的投入；

（3）资本积累的扩大有助于深化劳动分工，从而促进产业链的延伸和新产品的创新；

（4）资本积累的扩大会降低资本利息，从而衍生出产业向资本密集型转化李嘉图效应；

（5）资本积累的扩大还有助于劳动工资的提高，从而不得不研发先进技术以维系竞争优势。

这样，经济发展就会进入这样一个良性发展路径：商品输出→资本积累→工资上涨和利息下降→产业升级→技术革新→效率提高→竞争优势扩大→商品输出扩大……

另一方面，就资本输出而言，它对输出国生产力往往会带来相反的效应，并使得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的恶性循环。

其发展逻辑如下：资本输出在全球寻找投资机会→全球投资带来高额交换价值→高额交换价值降低以技术创新提升资本效率的压力→资本输出迫使劳动工资处于低水平→社会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更多的资本输出→更低的国内工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