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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发展
关键字: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4月8日上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研修班开学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办。本次研修班为“政治经济学大讲堂”第二期,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人大经济学院张宇教授带来第一讲,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形成发展与历史贡献》,总结疏理历史进程、主要理论、逻辑体系等,涉及很多新问题新观点。本文为节选。】
要明白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关系。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里面有两个概念:第一就是中央政治局学习中提出的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个概念是中央经济工作提出来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我们现在的重点更多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是什么呢?。
我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大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包括了关于社会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和关于世界经济的理论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间的经济学部分,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经济的理论总结。不过,过去我们经常用的概念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等,现在我们把它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就在理论和上有了一个高度,有了自信,举起了一面旗帜,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下面我们梳理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大家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奠基建立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内在规律。总的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共产主义经济的认识是非常谨慎的,他们并没有提出过一个系统的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理论,或者说关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出现的条件下,人们如何能够建立一种系统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去建立一个全新社会主义社会呢?另一方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如果人们对于所从事社会主义的运动目标毫无了解,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有什么意义? 这确实是一深刻的矛盾。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这就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的深刻分析,从中发现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种种物质因素,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比如,私有制下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只能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有计划的生产来代替,等等。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过一个系统的完整的关于共产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但是,他们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经济的论述又是十分丰富的,贯彻于他们理论生涯,遍布于他们的论述著作。比如,马克思最初研究经济学的成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都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进行了阐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及其手稿,虽然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但在资本论第一卷最后,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提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的著名论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主张,因此,《资本论》的理论指向很明确,未来要建立共产主义。
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经济特征有哪些呢?概括起来主要内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消灭私有制,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低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共同享有社会的财富;消灭商品生产,对社会生产实行有计划的调节;消除城乡和工农差别,实现城乡融合;阶级和国家的消亡,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等等。马克思恩格斯也认识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需要一个比较较长的历史时期,在过渡时期可以采取合作制、商品生产等多种中介形式。
关于未来社会的经济特征的这一部分理论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灵魂所在。没有这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恐怕很难成立。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条件和目的的学说,这一学说的目的,就在于科学阐明,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内在的规律。实现这一目的,仅有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两个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归宿,又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介,因而是社会形态演变历史进程中必经的重要阶段。显然,而以揭示这一社会形态的经济规律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我们不光要看他对《资本论》有没有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有多么丰富,更重要的是要看他是不是信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试金石。
在我们日常的印象中,共产主义好象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其实,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常是作为同义语加以使用的。不过,为了把自己的理论与当时流行的各种空想的、改良的社会主义相区别,他们更多地是用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来表达自己的理论和主张的。恩格斯后来的著作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称作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回事。马克思在1875年发表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高级和低级两个发展阶段。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上才能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后来,主要是从列宁开始,人们依据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的论述,逐步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区别开来,把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称作社会主义社会,把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称作共产主义社会。
因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就当前的中国来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落实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各项措施,如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的公正、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落实人民当作作主的权利和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等,都可以看作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现实步骤和具体行动,都是在向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未来社会的理论,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个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点,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不断的检验、丰富和发展,不能把它教条化、固定化,否则就犯教条主义错误。
十月革命前后的一段时期里,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经济学“消亡”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颇为流行。希法亭、卢森堡等当时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曾持这一观点。布哈林的观点很具代表性,在1920年出版的《过渡经济学》一书中,他开宗明义讲道“理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的科学,也就是关于无组织的社会经济的科学”,因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末日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因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范畴的社会效力,都立刻消失了。 然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消亡绝不等于政治经济学的消亡。列宁批评了这种观点,认为布哈林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相比恩格斯的定义“倒退了一步”,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列宁问道:“即使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Iv+m=IIc关系吗?还有积累呢?”
30年代以后,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初模式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消亡”的观点被否定了,与传统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形成,斯大林高度重视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编写工作,指出“一本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出版,不仅具有国内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并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问题发表了意见,1952年,这些意见正式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题出版发行。
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表达,其主要观点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公有制有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中调节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规律;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最基本的分配形式和重要的经济规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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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陈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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