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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威尔逊主义的退潮与门罗主义的再解释
区域霸权与全球霸权的空间观念之争
关键字: 国际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国协调二、卡尔•施米特的回应:“大空间理论”作为德国的门罗主义
尽管美国未能加入国联,但国联盟约第21条却包含了对门罗主义的让步。而这就开辟了一个先例,即强国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划定势力范围,使之免于国际联盟的管辖。美国开了这个口子,就有其他列强像《阿Q正传》里的阿Q一样,宣称“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德国与日本即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个例子。两国的政治与法律精英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从美国的门罗主义传统中寻找更为普遍的原则,并将其与国联的普遍管辖权对立起来。
我们先从德国开始。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沉重打击了新生的魏玛共和国,但由于列强之间的分歧,这种打击又没有达到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时罗马对迦太基之惩罚的严厉程度,保留了德国东山再起的潜能。德国主流政治精英对巴黎和会产生了极大的屈辱感乃至复仇心理。而战后国际体系的紊乱,也为德国提供了重新崛起的机会。这是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在两次大战之间的理论活动的基本历史背景。他首先致力于批判美国的普世帝国主义以及威尔逊提倡的国际联盟,继而提出以“大空间”(Großraum,日本国际法学家将其翻译为“广域”)为基础的新国际法设想。
施米特对美国与国联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以19世纪的欧洲国际体系与国际公法作为参照。在19世纪,尽管有美国的门罗主义制约欧洲列强,毫无疑问的是,就全球范围而言,欧洲处于最为强势的地位,而一战后的欧洲失去了这种地位。但更重要的是,19世纪的欧洲国际公法现实地致力于限制战争,而非消灭战争,尤其是,它并不将敌人视为道德上低下的罪人,凡是遵循战争程序的交战方,都被视为正当的敌人。一战结束后,协约国将德皇威廉二世列为战犯并要求审判,尽管审判最终没有发生,这一要求本身,就已经背离了19世纪经典国际法。威尔逊试图以集体安全机制消灭战争而非限制战争,进一步强化了将敌人视为“罪人”的观念和实践。而这给德国精英带来一种沉重的压迫感。
早在1926年——德国获准加入国际联盟的一年,施米特即撰文《日内瓦国际联盟的两张面孔》提醒德国舆论界,国联在某个西方大国(在此应该指美国)之前是谦卑的,小心翼翼的;但在弱势的、被解除武装的国家(在此指向德国)之前则摆出一副严格执法的庄严面孔。国联在没有明确的原则和既定的规范的情况下以法律的名义裁决最可怕的冲突,带来的巨大风险是,它可能会激发巨大的国际政治对立。 1928年,施米特在《国际联盟与欧洲》中批评国联既不是一个真正的欧洲组织,也不是真正的普世性联盟。 1936年,施米特又撰文《国际联盟的第七次变化》,批判一个国联成员国(意大利)吞并另一个成员国(埃塞俄比亚)的乱象。两篇评论指出国联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徒具普世表象,但其成员却缺乏最基本的同质性,尤其是列强对于彼此之间的政治空间边界,缺乏基本的认同。没有清晰的政治空间划分方案,即便有各种纸面上的国际法规则,也不可能解决那些涉及列强的政治冲突。
美国并没有加入国联,但这不影响施米特从国联的运作中看到美国巨大的影响力。在施米特看来,美国在国联体制中,一直在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扮演着一个仲裁者的角色。 美国何以确立这种地位?1919年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争取到的美国加入国联的前提条件,是国联将对门罗主义的承认写入了其章程第21条,而这意味着国联对美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一个非美洲国家与美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放弃了实质的管辖权。西半球仍然是美国专属的势力范围。同时,由于一系列美洲国家是国联的成员国,并非国联成员国的美国,却可以从实质上对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进行操纵。由此,美国与国联的关系,成为一种神奇的“缺席”与“出席”的混合。在国联时代的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中,都有美国公民的参与,但他们往往不是美国政府的官方代表。 美国人所习惯的在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分离,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可以通过自身的经济力量影响国联的诸多事务,但又不需要在政治上承担责任。
美国力推的国际法改革,其核心是建立某种集体安全机制消灭战争,而非限制战争。如前所述,1928-1929年美国推动了《巴黎非战公约》的签署,要求各国放弃将战争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在作于1932年的《现代帝国主义的国际法形式》中,施米特指出,《巴黎非战公约》的要害就在于美国这个非国联成员国在其中的主导作用,公约无法被并入国联的章程,而美国可以利用公约的模糊性(尤其是在“战争”定义上的模糊性),来决定何谓“战争”。美国善于利用一般的、尚无定义的概念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这就是“帝国主义”的表现。 毫无疑问,在施米特看来,魏玛民国是美式“帝国主义”的受害者。
但如何革新一战后被“帝国主义”浸染的国际法呢?1939年5月,正在德国致力于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之时,施米特在《德国法学研究院院刊》上发表《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一文,批判美国背离了其19世纪的门罗主义,转向普世帝国主义。在此文中,施米特将“门罗主义”与其“大空间”理论关联起来,认为“只要一个具体限定的、不容许外来势力干涉的大空间的思想得到坚持,门罗主义便始终是真实的、未掺假的”。门罗主义的对立面,就是“包括全球和人类的普世主义的世界原则,后者从本质上便会造成一切人对一切事务的干涉”。 施米特举出的例子是,1931年德国人非常期待的德国-奥地利关税同盟,就是被常设国际法院中的一个古巴法官搅黄的——实际上,正是关税同盟的失败,给魏玛民国带来了一场政治危机,从而促成了纳粹党的上台。但更重要的是,普世主义为不属于本地区的大国的干涉,提供了借口和机会。在此,施米特再次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美国。
美国从“真正意义上的门罗主义”转向普世帝国主义的重要转折点,在施米特看来,就是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滥用门罗主义,推行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元外交,但源初的门罗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毫无关系。在批判罗斯福的基础之上,施米特进而严厉批判威尔逊:“当威尔逊总统在1917年1月22日庄严宣布门罗主义必将成为世界主义的时候,作伪之工已达到登峰造极。他对世界主义的理解,并不是将真正的门罗主义所包含的不干涉这一的地区思想转用于其他地区,而是相反,将自由民主的原则无地区差别和无界线限制地推延到整个地球和全人类。”由此,美国就可以大规模干涉与它无关的区域事务。真正的门罗主义拥有空间边界意识,但威尔逊主义没有。二者之间的对立,是“一种明确的、建立在外空间国家不干涉原则之上的空间秩序和一种将整个地球变成进行干涉的战场、阻碍有活力的民族每一种自然增长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
在此文中,施米特同时还剖析了美国对日本推行自身版本的门罗主义的反应。他指出,1905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鼓励日本外交代表金子坚太郎将门罗主义转用于亚洲,其出发点在于“从经济上为美国资本开放东亚”,这种东亚门罗主义的用意,在于将中国变成英国与美国的殖民地。 而当日本试图模仿美国在美洲的门罗主义实践的时候,各路理论家就披挂上阵,要么论证当初的门罗主义实践已经过时,要么论证日本没有资格按照美国当初的门罗主义先例来行事——日本“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心态,迎来的是美国的一巴掌:“你也配姓赵?”而施米特则对美国的反应持批判态度。这就表明,在1939年,他将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视为一种值得同情和支持的主张。
在同一时期发表的《国际法中的帝国概念》中,施米特进一步将德国式的“门罗主义”与其“大空间”理论关联起来。此文标题中的“帝国”,对应的是德文“Reich”这一概念,但中译本将其翻译成“帝国”,很容易与施米特自己想要努力拉开距离的具有普世主义色彩的Imperium概念相混淆——在施米特看来,英美现在就是这种普世的、无空间的支配方式的代表。如果要强调Reich与Imperium的区别,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将“Reich”汉译为“政域”。在这篇论文中,施米特指出,Reich是“领导性的和承载性的大国,后者之政治理念辐射着一个确定的大空间,并为了此一大空间而从根本上排除空间外大国的干涉”。 “大空间”内可能存在另外一些民族和国家,它们并不是Reich的一部分,正如美国并没有宣布阿根廷或巴西是自己的一部分。Reich也不仅仅是一个面积更大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以来的领土性国家,不是一架建立于特定地域之上的机械的统治机器,而是“本质上有民族的规定性” ,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在1939年的语境中,施米特所说的Reich当然指向一个比当时的德国更大的“大德意志”。至于这个Reich在其主导的“大空间”中应当主张何种具体的政治理念,施米特语焉不详。但他明确强调的是,Reich将按照门罗主义的先例,排除域外势力的干预,从而保证“大空间”在全球秩序中的独立性。
如果说近代经典的国际法是以国家为基本空间单位,施米特展望的新国际法,是以“大空间”作为更重要的空间单位。空间单位的扩大跟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飞机、无线电等技术的发展,使得国家的空间界定方法,已经跟不上时代,需要更大的空间单位,才能够发展有意义的合作。以“大空间”为支点的国际法越出了经典的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法,但也拒绝了超国家的普世主义的国际法——后者在施米特看来从本质上是帝国主义。以Reich为支点的国际法使得民族有机体能够真正地以自己的理念和原则,掌握国家机器。既然地球是如此之大,存在诸多有活力的民族,在施米特的视野中,一个理想的地球秩序,应该是划分为若干不同的“大空间”,每个“大空间”里都有一个由主导性民族创建的Reich,并奉行该主导性民族的世界观理念和原则。
在20世纪30年代的背景下,施米特这一理论服务的是德国的重新崛起。由于历史的原因,德意志人散居在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波兰等不同国家,无论是“Reich”还是“大空间”,指向的都是一个将中欧不同国家整合起来、并确立德国领导权的架构。因此,在一战之后德国重新崛起并对外扩张的过程之中,施米特既不是旁观者,也不是反对者——当然,当德国吞并波兰之后继续进攻苏联之时,我们有理由怀疑希特勒的决策已经超出了施米特“大空间”理论的允许范围,因为此时德军进入的已经是俄罗斯人的“大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施米特只是众多诉诸门罗主义的德国政治-文化精英之一。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在1939年3月讨论瓜分波兰时,就引用了门罗主义的先例。而希特勒也在1939年4月28日的国会演讲中诉诸门罗主义,论证德国在欧洲的行动方式与美国在中南美做的事情是相似的,以回应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质疑。 一战之后,在德国领导之下建设一个更大的欧洲区域政治单位的思路也并非始于施米特,早在1925年,德国学者瓦尔特•福格尔(Walther Vogel)就论证,德国恢复自身声望的方式就是超越原有的民族国家,领导建立一个具有联邦性质的新欧洲政治单位。 但施米特对于门罗主义与“大空间”的思考十分系统和深入,我们无法确定他的理论是否对德国当时的决策者产生了实质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其理论诞生不久,就在日本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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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更新: 2019-04-24 11:5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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