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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谈谈学术与政治的和谐与宽容
最后更新: 2020-05-28 17:47:00【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文木】
谈谈学术与政治的和谐与宽容1
青年时信奉孔夫子说的“学而优则仕”,但随生活阅历的增长,才觉得孔夫子这句话,听起来好听,但不易实行。
我们知道,“学”与“仕”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实践形式,其运作也各有其难以替代的特殊规律。政界的运作规则多是垂直的,行政的有效性及其副作用均源自它的垂直性,垂直则要求人事服从;而学术的运作规则多是横向交流的,学术的有效性及其副作用则源自它的平等性,平等则拒绝服从。在学者那里,他们关注的是“天理”,而在为政者那里,他们关注的更多是“人欲”。2学者通过天理来改变人欲,而为政者则是通过人欲来实现人类认识到的天理。3目标一样,但操作途径不同。同一目标下,对于为政者来说,实现目标的关键是选配得力而且还要自觉服从的干部。学者不考虑这些,他更多的只是与书本打交道和与人平等自由地交流。做学问难,最难的还不是皓首穷经,而是将死书读活。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4为政也难,难不在于明理和用权,而在识人。识人比明理更难,更需要时间。曾国藩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5毛泽东也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6为文者可以不识人,但不可不认字;为政者可以少识字,但不能不多识人。当初唐玄宗在逃亡的路上,有农民问他,你怎么能用安禄山这种人呢,皇帝无奈地承认“此朕不明,悔无所及”。7
现实的国家运动跟人的理论思维活动不一样。理论研究能收放自如,可国家,特别是大国,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现实运动则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启动已极不易,收住则更难。中国犹如巨型列车,启动不能不猛,不猛则不能达到效果;但由于国家太大,刹车又不能太快,快了就容易翻车。比如“文革”,来势很猛,原计划只有几年,结果还是拖了十年。可见,为政者比学者更需要时间。即使如此,为政者一生往往也干不了几件大事。尼克松曾赞扬毛泽东改变了世界,但晚年毛泽东则认为他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方。8
为政者侧重“立功”,学者侧重“立言”。立言多依重逻辑,有的学者所用逻辑体系如此严密和精致以至可用数学表达,甚至还可成为美学范本。熟练运用逻辑是学者的长处,但逻辑的极限便又是学者的短处所在。立功则多依重经验,而经验恰恰是人类弥补逻辑不足并实现逻辑改造的重要工具。9经验在相当的情况下是反逻辑的。立言需要猜想与反驳,只要逻辑成立,学者完全可以提出诸如“上帝死了”之类的命题。与面对纳粹德国的突然崛起,布哈林书本上的国家建设逻辑不得不让位于斯大林的斗争实践经验的道理一样,在偶然性,尤其是在偶然突发的重大历史事件面前,学者的“逻辑”,尤其是所谓“科学”的逻辑,往往会集体失语并让位于经验。偶然性是牵动历史变革的先锋,而应付历史偶然性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经验往往是社会科学变革的伟大杠杆。道理非常简单,所谓偶然性就是没有被纳入我们逻辑体系中的必然性,而将偶然性纳入人类既有逻辑体系的最伟大的工具并不是逻辑本身,而是经验,尤其是其中的反逻辑的政治经验。
经验介入学问是学问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与此相应,学会从政治的角度看待学术,则是学者成熟的标志。学问须经世,而经世需要的主要是经验。传世之作多是经验的集结,而非猜想大胆和逻辑严密的结果。毛泽东同志对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准首先就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要求学生抽一定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实践,这是在强调经验在认识论中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的赵括、马谡、陈独秀等,苏联现代史中的盖达尔,乃至以书生的眼光处理政治问题的戈尔巴乔夫等,败不在于思辨不大胆,也不在于逻辑不严谨,而在于经验,尤其应对残酷形势的政治经验极不成熟。
一些学者在进入政界后,往往将学术“立言”规则用于政治“立功”。他们不懂“为治不在多言” 10的道理,不愿将大量时间用于下面细致的人事及其思想工作,而是愿意在台面上表达其“新思维”。他们论人主才气,论事以奇新,行文断字则以所谓“逻辑”“框架”或“范式”论高下,全然不顾实际运作的可行性。其结果往往因不适应而苦恼。历史上有太多的才子——典型的如唐朝李白——在从政路上被折腾得丢魂落魄,更有许多还无谓丢了性命,但至死仍不知其所以然。
政治和学术都是人类实践的重要形式,尽管各自规则不同,但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种互补关系。互补的前提是二者之间的和谐与宽容,学者不必也不应该用研究的规则要求政治操作,为政者也不必用政治操作的规则要求学者。学者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提出正确的见解。为政者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双方各有其短,而相互不必尽究其短;只有双方取长补短,学术与政治才能发挥建设性的和自觉的合力作用。如学者真想从政,那就应放弃为学的“立言”规则并转而遵守从政的“立功”规则;为政者从学,也是同一道理。基辛格曾对此有过深刻的总结,他说:
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运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与从政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却是客观环境塑造的问题。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将根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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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 朱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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