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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重温毛泽东战略思想(上)
最后更新: 2020-06-02 10:12:531962年的中国形势真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中国国内刚刚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蒋介石在东南准备反攻大陆。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并于1961年利用中国经济困难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印度借机在中印边境燃起战火。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
中印边境的稳定事关中国大西南的稳定,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但毛泽东总体上还是认为印度与美国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152]。1962年10月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高调开启,一个月后却又轻轻落下:一仗下来,只是将印度的屁股打响了些,但没有让它伤筋动骨。在战争规模上,毛泽东巧妙利用了古巴导弹危机,将它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不让第三国卷入。10月20日,美国封锁古巴海域,苏美剑拔弩张。当天中国全线反击。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当天中国也对印度全面停火。一月后,中国又将印度俘虏养得黑胖黑胖,把印军的枪擦得干干净净交还给他们。战争结果与朝鲜战争不同,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硬是将美国硬逼到三八线以南,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则没有将印度硬逼到“麦线”以南。在前者,毛泽东意在打出国格和平等,在后者,毛泽东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两国间的领土纠纷,毛泽东则有意留待将来从长计议。
今天总结1962年这场战争,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其战略战术兼融三国时曹操进退汉中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古典智慧:进战退和于瞬间,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让人体会出了毛泽东军事艺术所呈现出的那种“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能与我战者,乘其所之也”[153]的极高境界。每读史及此,令人不由击节赞叹并为之神往。反观毛泽东出手过的东北和西南,至今均无战事。
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赢,而是为了给中国大西南赢得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时说:“那个麦克马洪线我们不能承认,但是还承认它是实际控制线。”[154]1962年以后,中国“三线”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如果再考虑到东南方面蒋介石也利用中国内政外交的困难积极准备其“反攻大陆的计划”,中国东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155]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书中说:“在北京看来,在1962年夏天融汇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威胁。”[156]如果再考虑到1959年后中国国内还出现三年自然灾害以及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战火向中国边境蔓延的形势,当时中国真是遇到了“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157]的艰难处境。而当时毛泽东的心情却是愈挫愈奋,他在诗中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苏美对中国压力的层层加码终于有了毛泽东的明确回应: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早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毛泽东就告诉大家:“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58] “八大”会后,毛泽东告诉波兰同志:“帝国主义是不怕我们的几千年文化的。古董当然是要保护的,但我们更需要现代的科学和文化。”[159]1964年10月11日,赫鲁晓夫下台。但苏联对中国施加压力却是有增无减,勃列日涅夫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驻军激增近百万,这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压力。对此,毛泽东给予更坚决的回应:1969年9月23、29日,中国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和氢弹予以回应。
毛泽东明白,国际关系中“朋友”的含义,就是打不败的对手。只能成为打不败的对手,才能成为美国人的朋友。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就告诉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说:“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也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160]1959年3月3日,他告诉拉美共产党领导同志:“我们对美国不妥协,它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它。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要他们驱逐了台湾的代表,请我们进,我们才考虑进。我看,在十年到十五年内不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交换外交代表是要更好些。过了十年,十五年,我们的房子打扫得干净了,可以迎接客人。”[161]1959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参加八大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我们有两手,我们公开对美国说,反对美国阻挠我们进入联合国,实际上我们对进入联合国没有多大兴趣,再过六年,等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我们进入联合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更好。我们的目的是先打扫自己的房子,再请客。”[162]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智利朋友时谈到中美关系,他说:“我们把美国的走狗蒋介石赶走了,把美国的势力也赶走了,所以美国对我们不那么高兴。但是,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163]说来也神奇,从1964年毛泽东说这话到中美于1979 年1 月1 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间相隔正好十五年。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从美国外交的困境中尽力捕捉改善中美关系的契机。1969年毛泽东注意到“中苏分裂,美国高兴”[164]。11月中旬,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传回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带来尼克松愿意与北京直接接触的口信。12月22日,周恩来告诉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请他转告叶海亚总统:“尼克松如要同我接触,尽可以利用官方渠道。”[165]1970年3月21日,毛泽东中国收到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带来的尼克松口信:“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的自由决断。”周恩来批示:“尼克松想要采取对巴黎谈判的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166]8月12日,毛泽东对到访的苏丹国家领导人说:我看尼克松的日子不如你这个总统好过。你们可以观察到美国的世界战略,它的第七舰队可管得宽了,从美国的西太平洋一直延伸到日本海、台湾海峡、印度洋,到阿拉伯海。这样,真正打起来还有什么力量啊?它现在还是靠原子弹吓人。今年“五一”在天安门上我跟他们的代办说过,总有一天要和起来,老是这么闹下去不行。这个原则也可以运用到同美国、同苏联的关系,总不能永远是这么僵下去嘛。[167]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斯诺时说:
他(尼克松)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他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的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1972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的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168]
1971年4月7日,毛泽东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4月14日,周恩来会见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应邀访问中国的美国代表团谈话时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的来往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169]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转告美国政府:“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4月24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将此口信转达给尼克松,尼克松以口信的方式回复周恩来,表示接受中方邀请。5月17日,尼克松又通过巴方正式答复中国,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还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170]
毛泽东面对国际霸权主义的坚决斗争终于迎来了不利于苏联却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大变局。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与毛泽东在瞬间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5月,中美双方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与此相配合的是美国费城爱乐乐团首次在北京演出。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此前他最担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见,他在工作日记中写道:“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的顶端。”[171]当听到周总理要接见时,尼克松仅带了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来到毛主席的书房,学着周总理称毛泽东为“主席”。据基辛格回忆:
第一次知道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的消息是在我们刚刚到达之后。我获悉周恩来要在会客厅同我见面。我到那儿后,他说:“毛主席想见总统先生。”我不想留下尼克松是蒙召的印象,因此提出了几个有关晚宴上活动次序的问题。周恩来一反常态,竟露出不耐烦之色,说:“毛主席既然邀请他,就是想马上见到他。”尼克松刚刚抵京的欢迎仪式上,会谈未开始,毛泽东就在向国内外人民示意他的权威了。我们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坐上了中国的国产轿车,前往毛泽东的住所。美方的特工人员不准随行,至于媒体,也只是被事后通知。[172]
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时,毛泽东说:这些问题可同周总理谈,我们谈“哲学问题”[173]。哲学问题当然就是方向问题,这些会谈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确定了方向。谈话结束时,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则举重若轻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174]
历史上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的国家是必败无疑的,因为没有谁有这样多的资源。拿破仑打欧洲,打得挺顺,1812年又打了俄国,1815年败了;希特勒打欧洲挺顺,但又向俄国开战,三年后败了;日本打中国,已是很难了,但又去打美国,结果中国和美国一联合,日本也是三年便败。朝鲜战争美国败在什么地方?败在与中苏作对,而且劳师征远,结果使美国输得没一点面子。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美国、苏联和中国对立,苏联更是大兵压境。那是真正的三国时代,不管是中国、苏联,还是美国,都处于两线作战的困境。毛泽东明白,国家外交永远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但操作起来却需要高超的能力。毛泽东通过珍宝岛小小的一战,轻轻翻牌,就把美国翻到中国这边了。不打不相识,美国人佩服毛泽东,尼克松来中国,在飞机上说来与毛泽东谈哲学。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175]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176]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177]
毛泽东就是这样,在国家外交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以斗争求和平,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在对手的敬畏中主导着历史的方向,同时也为十年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布下了伏笔。
美国新世纪外交最大的败笔是再次将中国推向俄罗斯,造成中俄靠近,使美国再次陷入自肯尼迪以后两面作战的窘境。而历史上曾陷入两面作战的帝国,是没有一个不失败的。在这一时期中国已与俄罗斯建立了高度信任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美国无法战胜中国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提。
鉴于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奥巴马政府正在回避战争,但中日冲突符合华尔街军火财团的利益,这样可以拉动亚太军火贸易。为此,奥巴马在钓鱼岛问题上放出既要保护日本又不承认日本拥有主权的含混态度。从20世纪50至70年代美国对台政策看,有限放纵日本以“加固”美国设在西太平洋“防波堤”[178],避免与中国直接冲突,将是美国选择。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得到美国“保护”尽管是口头的承诺后,会避免夜长梦多,急于向中国摊牌并以此拉美国下水。与此相对,中国宜采软挤压的方式即不用以国家名义直接冲突(比如朝战中的“志愿军”)的方式应日本的挑衅,这样既可给美国回避的理由,又可让日本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窘境中最终承认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1941年7月15日、17日,毛泽东分别复电周恩来、刘少奇,提出“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179]尽管今天的历史条件及中日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上敌强我弱的大势虽有松动但仍无根本转变,毛泽东熬时间,不伤元气、不搞孤注一掷的方针对于我们争取西太平洋斗争的胜利仍有指导意义。
六、抗日统一战线
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要求高级干部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180]。郭沫若在文章开篇处说:
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181]
郭沫若说得一点没错,即使在他这篇文章发表60多年后的今天,明末甲申年,对任何一个有民族使命感的人来说,都是不能释怀的年份。在这一年由于李自成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崇祯的招抚即建立抗清的“统一战线”的善意,最终导致李自成与崇祯在拉锯式的反复火并中双双倒在清人脚下的悲剧。
17世纪40年代的明朝末年和20世纪同年代的中国历史所展现出的相似的历史逻辑,由于历史剧幕的主角群体不同,演绎出的却完全是不同的结果:毛泽东没有成为李自成,蒋介石也没有成为崇祯;日本人更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续接清祚。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岛。
重温明末甲申年前后的人和事,我们不难发现促成20世纪中国避免重蹈“亡明覆辙”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以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迅速抓住这个“时局转换的枢纽”[182]、作出了与蒋介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英明决策。它使中国避免了明末崇祯和李自成在拉锯式的反复火并中最终双双倒在清人脚下的悲剧的发生。
事实上,毛泽东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建立统一战线的认识早在日本打入东三省之日就形成了。毛泽东说:“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东三省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1933年,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这样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这个提议。”[183]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认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184]9月8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185]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的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的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的主导和周恩来同志的推动下,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全面抗战的局面由此形成。1936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说:“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186]
国共统一战线的形成,共产党当然做出了较大的牺牲,但换来的却是日本人等待坐收渔利阴谋的彻底破产。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回应美国作家史沫莱特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的说法时,毛泽东说:“我知道外面正有人这样说,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不这样说。要检查任何一个政策一个行动的是否正确,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态度就行了。现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对所谓‘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187]事实上,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发生在当年7月7日,就是日本在挑拨国共继续内战无望后所做的“图穷匕见”式的摊牌。1939年日本人小池秋羊在《北支宣抚行》一书中说得分明:“这次圣战的原因,就在于敌人的国共合作。”[188]
今天看来,在满汉民族矛盾上升、汉民族内部阶级矛盾下降的时期,崇祯提出的安抚为主、“培养元气”,以求阶级合作共同对外的政策,尽管不得已[189],但还是非常英明的。遗憾的是,这一由崇祯主动发出的与农民军建立抗清“统一战线”的正确愿望却遭到具有浓厚“流寇主义”作风的各路农民军透支性和破坏性的利用,以致双方最终走向鱼死网破的结局。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就统一战线的经验总结说:“最近十年来,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虽然也出了些纠纷,但是比较顺利。历史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190]
国共建立统一战线,促成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取得抗战胜利作出的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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