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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与中国政策(下)
——目标:2049
关键字: 印度苏联斯大林莫洛托夫毛泽东印度洋外交地缘战略
前阵撒切尔夫人逝世,在英国反应平淡,但欧洲大陆人喜欢她,这是因为是她“放倒”了苏联。撒切尔1991年在美国休斯敦说,正当西方与苏联的斗争陷入困境的时候,因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而使形势好转。她透露:“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即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改革派”——引者)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 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页。]在讲话结束时,撒切尔一语道破天机:“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 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6页。]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是天生的地缘政治学家,他们明白,打散苏联是欧洲统一的前提。罗斯福对美国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将东欧交与苏联,并由此将大欧洲压挤成小“西欧”了。这对欧洲大陆不利但对英国有利,撒切尔放倒苏联后,欧洲便有了统一的前提。正因此,斯皮克曼在《和平地理学》一书的结束时说,英国、美国和苏联“这三个国家可以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安全制度提供基础”[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12页。]。随着欧洲大陆的统一进程加快,美英俄建立的这个阻止欧洲大陆整合的“安全制度”解体了,英国人有了被边缘化的感受,这与1945年后中国统一进程加快使日本再次有了被边缘化的感受一样。这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仅是“两个矢量的夹角越大合力越小”这一几何力学规律的反映。
尽管英国人不喜欢,但撒切尔看到两次世界大战发生在欧洲的惨剧,坚持张伯伦的思想遗产,宁可牺牲英国人的民族利益也要欧洲统一。继承和有力推进张伯伦、丘吉尔、撒切尔欧洲统一事业的人物是德国总理默克尔,默克尔连任表明德国人乃至欧洲人认可她的贡献。默克尔利用世界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大大推进了欧洲的统一。美国经济危机时接收一些国家“购买”债券的钱,这其实对美国不利。好比一个人得了糖尿病,而你却给送糖吃,他照吃且不锻炼,也不节食,这自然没好。欧洲经济危机时,默克尔拒绝其他国再来一次帮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她利用经济危机一点点地回收欧洲小国比如塞浦路斯、希腊、西班牙等国的部分主权。2013年4月22日默克尔柏林表示:“如果欧元区真有诚意克服旷日持久的欧债危机并重新赢得市场投资者的信任和信心,各成员国就必须为在欧盟宪法框架内让渡部分主权做好准备。”[ 《默克尔称欧元区各国应为让渡部分主权做准备》,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4/23/c_124616075.htm。]她借助欧盟的名义利用财政的力量把各个小国的主权收上,由此将欧洲变成由几大国——英国、德国、法国——主导的大联邦国家。这是张伯伦的理念。当然这样主导欧洲的中心不可能是英国,而是德国,正如主导亚洲的中心是中国而不是日本一样。这样的欧洲用拿破伦比喻中国的话说,就是欧洲“睡狮”也醒了。
(四)欧亚大陆的力量挤压及其对印度洋的影响
印度洋的地缘政治板块与欧洲和亚洲板块相互间有着强烈的挤压式互动。穆斯林能够在这一地区兴起,是因为罗马帝国解体后造成欧洲破碎及由此造成的力量收缩。这还是一个几何力学的道理: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不同的是,看哪一边挤压哪一边。罗马之后的欧洲各国矢量之间多是对称且大角度的对冲,而亚洲主体板块仍旧,中国周边也有破碎地带,但对中国不构成对称型对冲。罗马帝国解体后,中国进入隋唐大一统时代,之后的中国版图变化多有“胖瘦”之分,少有欧式的对称型裂变。我们有些同志常常说明、清朝版图多大,其实,那只是胖了瘦了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出现比如被拦腰斩断或长出两个“心脏”等器质性裂变。一个中心曰“忠”,两个中心曰“患”。欧洲中世纪是政教两个中心,由此产生的患乱给欧洲带来了几乎是不尽的战乱。由此看,2008年以来欧洲利用其内部经济危机推进统一,如果统一实现的话,其张力就会很大,古罗马时期就是这样。罗马衰落后,欧洲力量萎缩,这给穆斯林、继而蒙古人崛起和扩张让出了空间。近代工业革命后,欧洲张力又造成它的世界性扩张,此后穆斯林和蒙古势力大幅萎缩。
欧亚大陆分区并存有欧洲、中亚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但历史表明,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区位即北纬30°至60°之间可容纳战略力量只有2.5个,也就是说,在三种战略力量之间,必然有一个生存空间要受到其他两个的严重挤压并因此出现破碎地带。比如上古时代[ 上古史在欧洲一般是指最早国家出现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段历史。]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的是欧洲罗马帝国、中亚诸帝国[ 中亚帝国,比如古代的波斯帝国(前550~前330)、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334~前323年,笔者认为,它本质上是欧洲人建立的中亚帝国,是希腊人对波斯帝国西扩的逆推和重演,这与后来的沙俄帝国是对蒙古人西扩的逆推和重演一样)、安息(公元前249~226)、贵霜帝国(公元1世纪至5世纪)、阿拉伯帝国(公元7世纪至11世纪)和蒙古帝国(12~13世纪)等。]和中华帝国。此间欧洲罗马帝国和中华秦汉帝国强大,中亚地区力量受到挤压并分出安息、贵霜诸帝国。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为1:0.5:1。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陷入碎片化时代,这为阿拉伯帝国继而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大面积扩张腾出了空间。此时中华帝国保存完好并转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续统一朝代。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就转为0.5:1:1。进入工业革命后,欧洲又开始复兴和强大,中亚伊斯兰力量在欧洲、中国尤其俄罗斯的挤压下日渐式微,此时的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又恢复到1:0.5:1。俄罗斯在北方崛起并向南强力插入中亚地区,取代了原来夹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伊斯兰力量。此后,原来欧洲、中亚伊斯兰和中国的三种战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为欧洲、俄罗斯、和中国(1:0.5: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历史经验表明,在欧洲、俄罗斯、中国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单独扩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蒙古帝国勉强接近这个水平)也必然是短命的;但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纪末清王朝的衰落和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衰落及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并由此造成的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目前主要是伊斯兰力量)在欧亚结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和扩张。
发生在印度洋北岸的上述板块演变规律对包括印度在内的北印度洋沿岸国家有着不同的影响。一般说来,当欧洲和亚洲板块整合程度较高即分别处在1的水平时,印度及印度洋北岸国家也会受到侵犯,但程度比较轻。比如古希腊罗马时代,马其顿亚历山大、罗马屋大维军团全面占领埃及和随后的叙利亚战争,这些侵犯都没有深入到印度次大陆内部。此间,印度出现了民族政权即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年~约前187年)及阿育王时代(阿育王 Asoka,公元前273~前236年)的繁荣 。
自公元前2世纪罗马帝国衰落趋势显现后,中亚板块整合力量开始提升。此间,大夏希腊人、塞人和安息人先后侵入印度,大月氏人最终在北印度建立了强大的贵霜帝国(鼎盛时期:公元105~250年)。欧洲进入中世纪后已完全衰落,其整合程度降低为0.5水平,与此相应,中亚整合水平上升至1。此间,阿拉伯人、蒙古人进入中亚并横扫欧洲。印度遭受到伊斯兰人和蒙古人的入侵和占领[ 伊斯兰对印度的真正征服开始于11世纪,是由中亚的突厥人进行的。伽色尼王朝的苏丹马茂德入侵印度12次以上,在北印度造成严重破坏。1526年,帖木儿的直系后代巴卑尔从中亚进入并占领了德里,被尊为“印度斯坦的皇帝”,由巴卑尔建立的政权被称为莫卧儿帝国,意为“蒙古人的帝国”,因为巴卑尔的血统由母系可以上溯到成吉思汗。]。1206年,为时三个多世纪的德里苏丹国建立。1526年,帖木儿的直系后代巴卑尔从中亚进入并占领了德里,建立了莫卧儿帝国(意为“蒙古人的帝国”),为时也是三个多世纪。
欧洲进入近代后,整合程度大幅提高,对中亚板块再次形成挤压,印度洋北岸国家严重碎化,印度更是经历了英国一百多年的全面的殖民占领,但这与中世纪的外族人占领的时间比,还算是短的。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上古还是中古,大概是喜马拉雅山系的屏护,东方中国板块没有出现欧洲式的大起大落,中国中原王朝和印度之间少有直接的互相侵犯,更多的只是直接的文化交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力量再次衰落,但中亚板块并没有大幅上升,是因为苏联和美国崛起并对中亚板块形成的持续挤压。苏联解体后,中亚伊斯兰力量出现崛起势头,但很快又遭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9·11”事件后的持续打击,中亚板块受到西方越来越强的挤压。2008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并决定从中亚撤军后,欧洲统一进程加快并迅速越过地中海向北非推进,这又使本已缓和的西方对印度洋的压力加强。而巴沙尔政府军在叙利亚内战中的胜利,以及“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 “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 Shams,缩写为ISIS)是一个基地组织下属的极端组织,其前身是2006年在伊拉克成立的“伊拉克伊斯兰国”。“al Shams”的意思是“大叙利亚”,即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ISIS组织的目标消除在一战结束后,由温斯顿·丘吉尔所创建的现代中东的国家边界,并在这一地区创立一个由基地组织运作的酋长国。也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的迅速崛起,都是中东地区力量对自近新世纪以来西方对中亚板块挤压的强烈反弹。根据上述欧亚板块互动规律,在俄罗斯、欧盟、中国三大力量都保持强劲上升之势的今天,中亚板块的这次反弹很难达到中世纪的水平。但这样的形势在印度“两害相权”的比较中,却是不幸——欧洲再次崛起并开始向印度洋挺进——中的大幸。
苏联解体后,欧洲统一进度加快,2008年美国已被伊拉克战争拖得精疲力竭,而当年欧洲统一则大幅推进且接近完成:上半年(2月17日)科索沃宣布“独立”,这使欧洲统一进程在地中海北岸的巴尔干最后收口;下半年(7月13日)欧盟“只争朝夕”,决定正式启动1995年萨科齐提出的“巴塞罗那进程:地中海联盟”计划。我们如果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地图和现在的欧洲地图作以对比,可以发现其迅速一体化的趋势。现在欧洲板块不仅走向一体化,而且欧洲正在跨越地中海并向非洲进行更有力地辐射,欧洲的军事力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利用北约的名义第一次插入利比亚。法国在打进利比亚的时候还在科特迪瓦同时行动,随后又利用当地危机完成了在马里的军事布局。这样法国就实现了从利比亚到几内亚湾一线的陆军控制,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在非洲的传统势力范围和殖民区域的某种恢复。为什么法国要控制这一线呢,因为几内亚湾不仅有丰富的石油[ 几内亚湾是非洲最大的海湾,沿岸10多个国家及临近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目前已探明的石油储量超过800亿bbl,约占世界总储量的10%。2001年全球新探明的80亿bbl原油中有70亿bbl出自几内亚湾地区。同中东的波斯湾一样,几内亚湾正因石油而升温,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地区。几内亚湾资源潜力巨大。],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像黄金、金刚石的储量和产量都占世界前列第一位。法国真是闷声发了大财,它借利比亚战争神不知鬼不觉地控制了西非洲的主要资源。有了这些海外资源,其国内再逢经济危机就可从海外获得额外补偿,并由此保证国内政治稳定。这说明欧洲在接近完成其统一时,也启动了非洲新殖民化进程,其势力范围正在向凡尔赛时期回归。
(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那么,欧洲用的是什么方式实现其初步统一的呢?用挑拨美国和苏联的矛盾,以罗斯福之道还治美国之身。1946年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则意在怂恿美国与苏联摊牌。此后,历史进入约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时代。英国唆使美国人跟苏联长期冲突:打了朝鲜战争,又打越南战争,美国被拖得伤了元气。尼克松看明白了欧洲的意图,他转身跟毛泽东握手。这下欧洲人着急了,让汤因比到中国来,汤因比随后就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搞了个“展望21世纪”的对话,说了大家要注意,中国将来要起来了,中国不得了啊,中国起来以后的力量就要布置到夏威夷了[ 参阅张文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国战后外交政策》,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3期。收入张文木专著《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99页。]。
罗斯福、艾森豪威尔特别是尼克松之后,美国人领导人连同国内学者因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赢得世界霸权已变得轻浮和容易激动。汤因比之后,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又抛出“文明冲突”论,随后美国人(实际是华尔街)就推出了一个好激动的小布什,即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小布什这人只要见谁甩红布,他就向谁冲。他上台那年本是要冲着中国来了,引发南海撞机事件,我们当时没有着惹他。后来本拉登着惹他,小布什就到印度洋去了。小布什冲到阿富汗给了中国10至20年的战略机遇期。
现在想想,很多事情不要看当时那个热闹,今天再评价当时中国的外交应对措施,就会感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我们这几年的海军大发展及中国在东海形势改善都和这十几年外交政策有关。试想当年如果我们激化了与小布什美国的矛盾并导致小布什过来而不是到印度洋的话,那今天的形势就难说了。如果我们与美国做了玉石俱焚式的死斗,那欧洲就必然会过来。欧洲并没有放弃恢复凡尔赛利益的念想和努力,它打算用100年的时间将其影响扩张到印度洋和太平洋,香港他们并没有真放弃。所以,在这方面中国——当然还有印度——不要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
七、中亚是世界霸权的坟墓,也是人民反霸斗争必胜的天堂
(一)帕米尔高原被入侵者视为“天狱”畏途
印度洋北岸的“帕米尔”高原在塔吉克语中就是“世界屋脊”的意思,海拔4000米~7700米。该高原是地球上两条巨大山带 (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山带和帕米尔-楚科奇山带)的山结,也是亚洲大陆南部和中部地区主要山脉的汇集处,包括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兴都库什山脉五大山脉,它群山起伏,连绵逶迤,雪峰群立,耸入云天,号称亚洲大陆的屋脊。这样的地形使世界霸权扩张势力在此倍受挫折,更让远道而来的欧洲人和雄居北面的俄国人屡战屡败并因此视为“天狱”[ 南郑县位于陕西省汉中地区南部。曹操多次告诫下属:“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十四·刘放传》引《资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页。]畏途。
历史表明,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在帝国扩张实践方面相当有经验的英国人对此颇有经验,英国学者的研究当然就更值得重视。英国政治地理学者P.奥沙利文在《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提出的“距离的摩损”理论,可为“世界霸权的坟墓”说提供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假若一个帝国或是一个霸权势力的国家核心以一定的能力部署人力和物力,那么当有扩张边界的领土野心之时,同样的实力必定扩散得更为稀疏,从而使它的效力受到损失。若在一片辽阔的平原上匀称地扩展力量,那么随着每一次帝国半径范围的扩张,其实力的效能一定以2π的比率削弱。同样的军力在越变越大的圆周内扩散,其密度和强度会相应地削减。从另一角度来看,假若各地单位面积的控制花费相等,随着一个帝国的圆周的扩大,整个控制费用将随着半径的平方而增加。为了维持对各地一定的控制规模,当帝国的范围增大,它的军事机构建制必须呈指数状态增加。不管有没有摩擦效应,随着野心或偿付义务的极度扩大,将会造成军事力量的分散。同样的作用也将会对宣传、颠覆或是经济援助造成影响。[ [英]P.奥沙利文著,李亦鸣、朱兰、朱安译:《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12~13页。]
(二)平面与立体:认识地理距离的两个维度
国家为获利而扩张,也为过度扩张并由此透支财力而衰亡。造成这种规律性现象的原因是扩张规模如此之大已至需要更多的财力来巩固已有的扩张利益。如果将这近乎物理力学伸展规律的分析结合前述历史经验,我们就会发现,印度洋不仅仅是古今帝国追逐的目标,同时也是帝国扩张力量由“一鼓作气、再而衰”转入“三而竭”地带。
如果考虑到地理障碍的因素,现实中的帕米尔高原的区间距离就不能简单地用思维中的平面距离来衡量。奥沙利文说:
相关的距离应该反映陆地和海洋的地势以及由高原低地和海洋对移动造成的不同运动磨损。克服距离的耗费并不是一个常量,即便是在同一传播媒介里也是这样。当旅程延长而运输的边际费用下降的时候,量度点位之间距离的问题便产生了。相应的端点是国家最近的边境线还是主要城市或军事结地?或是政府的所在地?诚然,国家与强大的陆权势力相对位置的变动,决定于测定距离上所选择的终点和米制单位。靠近苏联港口符拉迪斯托克[ 符拉迪沃斯托克,位于亚欧大陆东面,阿穆尔半岛最南端。]的地方,并不靠近莫斯科。河内[ 河内,越南首府。]离苏联边境最近的地方有2 000英里,但是笔直地穿越喜马拉雅山到莫斯科的直线距离超过5 000英里,美国港口圣地亚哥与河内之间跨越9 000英里海路,但是由于海上运输的费用是陆路托运的1/10。因此就水陆运输成本的意义而言,美国比苏联更接近越南。[ [英]P.奥沙利文著,李亦鸣、朱兰、朱安译:《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93页。]
川藏公路与南亚地形。
正如住房面积不应仅以平方而应以立方标准计算才更为科学的道理一样,地理两点之间的距离也应分为平面和立体两类,前者属于(无限接近)无障碍距离,后者属于(相对)有障碍距离。只有介入“立体距离”概念的计算更准确地反映其中的地缘政治关系。翻山越岭、由低而高的路程与一马平川或居高临下的路程,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如中国云南从纬度看,其位置只相当于从雷州半岛到闽、赣、湘、黔一带的地理纬度,但由于地势北高南低,南北之间高差悬殊达6663.6米,这大大提升了云南与较之东部各省的立体距离。如此就不难理解从上述引文中作者得出“美国比苏联更接近越南”的结论。从这个视角看,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世界最高的高原地带,就会发现,其间任意两点并不遥远的平面距离,由于4 000~7 700米的海拔高度使得其立体距离陡增,这是历史所有的外来征服者——即使横卧于帕米尔北侧的俄罗斯人——在此屡屡败北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立体距离和平面距离,利用“权重理论”是可以换算的。权重换算的基本公式表明:“当每公里水准测量的精度相同时,水准路线观测高差的权与路线长度成反比。”[ 引自《维基百科·权重》,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3%E9%87%8D。]同理,世界上没有绝对水平的地理条件,立体或平面距离也都是相对的,比如在同等的立体距离中,由高向低的行程和由低向高的行程就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由此就可以解释在自然动力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在南北向的同等距离中,位居上势的北方政治集团总能雄居天下的原因。司马迁感觉到这个规律并将它概括得更为简单,他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司马迁:《六国年表第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页。]还有在沙漠中的行程与平地上的同距行程也不是同一概念;即使平地,不同气象和生存条件的相同距离,也不是一个概念,比如北冰洋和欧洲大平原的同距平面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因此,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
不管用什么办法,想把地球表面变为平面,结果都会扩大或缩小距离、方向、形状和面积的真实关系。数理地理学家的任务就是想出一些调和的办法使这些绝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误差和歪曲缩小到最小限度。[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页。]
比较而言,海洋——如果不计汹涌的海浪的话——可算是最接近距离的“水平”条件,而帕米尔高原则可视为“立体距离”的绝对样板。麦金德形象地说:“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碉堡。”[ [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译者引言》,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5页。]中亚——也就是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既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 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页。]。根据上述关于距离研究的新推进,现在可以补上一句,中亚是世界霸权的坟墓,也是人民反霸权斗争必胜的天堂。
有人会说,现代科学技术比如航母、飞机、导弹、信息等技术的出现会缩短国家间的距离。但要知道,我们所说的距离并不是用于孤立的个人即马克思所批评的“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那种“天马行空”式的空间移动,而是指移动着的人类社会群体及其所需的相应生活物资在不同空间的挪动,其运动规模与移动着的社会群体的大小相适应:一小队旅游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与远征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规模是不同的。比如19世纪的英国已有机械动力舰船和威力巨大的机械枪和炮火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苏联和美国已有航母、飞机、导弹,美国还有世界一流的信息获取和传播技术,即使如此,它们在中亚帕米尔的侵略战争往往是在赢得初次战役后便很快为这里的地理条件所消耗并最终输掉了整个战争。这是因为有着“世界屋脊”之称的中亚帕米尔高原有着几乎无限大“立体距离”,而克服这样的“立体距离”需要的是几乎无限大的物质资源支持。麦金德说:“动物的人的第一个政治特质是饥饿。”[ [英]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28页。]历史上多有不远万里来到帕米尔的登高探险者,但没有远道而来的长期占领者。这不是因为远道而来的人没有武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大部队解决不了如马克思所说的“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批评一些空想理论家时说: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我们遇到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所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2页。]
马克思在写两段文字时,曾在“个人存在”后面删去了“这些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在手稿“必须能够生活”边加写批注:“黑格尔。地质学、水文学等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这些说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物质资料,同时也离不开物质资料。所谓技术改变距离的观点有相当的想象成分,但若将这位想象者本人放在帕米尔地区,他才会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这就是他将人与自然的联系归结于脱离物质制约的个体人的感觉而不归于人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这正如我们不能因科技帮助少数人登上珠峰就得出几百万人也可以占领珠峰的结论。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人类社会群体的地理空间的大规模移动,并不取决于“没有任何前提的”个人的运动能力,而是决定于社会运动所需要的相应的物质资料能够移动的规模。兵马已到,粮草不继,这是占据军事技术优势的入侵者败在中亚的关键原因。
这时还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用地缘政治的观念看待世界政治是不是有点太落后了,说现代技术已超越地缘政治。这种看法可以理解,但不正确。
阿富汗是这个观点的经典案例。在这里最先进的技术和最落后的部落进行了几个世纪的较量,每一次总是技术落后却拥有地缘政治优势的一方取得胜利。19世纪初的英国可谓是工业最先进的国家,英国三次出兵阿富汗,除最后一次是议和外,其他两次作战都是英方损兵折将且无功而返[ 1838年,英国以阿富汗拒绝和英缔结反对波斯和沙俄的同盟为借口,入侵阿富汗。次年国王多斯特•穆罕默德(1793-1863)弃都北逃。8月英军攻陷喀布尔,立舒加(1816-1845)为王,此后,阿富汗人展开游击战争,迫使英国于1841年12月签订撤军条约;次年英军复克喀布尔,再遭重创后彻底退出阿富汗。1878年11月英国以阿富汗拒绝接受其保护而投靠俄国为借口,二次出兵阿富汗,迫使阿富汗于次年5月与之签订《甘达马克条约》,9月阿富汗人民起义并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英军于1881年退出阿富汗。1919年阿富汗国王阿马努拉即位后,致信英印总督,要求废除英国的外交控制权,英国拒绝并于同年5月出兵阿富汗,阿人民奋起反抗。8月双方缔结和约,英国承认阿富汗独立。1979年12月苏联因不满阿富汗阿明政权,出兵阿富汗并占领喀布尔。在阿富汗人民的激烈反抗下,1986年7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被迫宣布从阿分批撤军。]。20世纪的冷战时期,苏联依靠其强大的常规作战力量和地缘优势,在阿富汗进行了为时六年的持久战,结果还是被迫分批撤军并由此引发苏联的解体。2001年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军对阿富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施实军事打击战争,打了十多年,用尽了先进武器,结果西方联军还是碰得焦头烂额。苏联当时在国防科技方面领先于世界,而且阿富汗就在它的跟前,硬是打不下来。如果说苏联科技不如美国,那美国入侵结果还是一样。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看明白了这一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出版《和平地理学》,他在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专门论及飞机出现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他写道:
许多论现代军事战略的作家都说:大部分后方勤务的问题可以由运输机来解决。他们建议拿能运载许多吨货物的大型飞机来代替轮船与火车。大战的经历和零星发表的数字说明了,尽管仅仅是部分地说明了,现今作战部队所需物资量的庞大。这说明飞机虽然能够协助和补充行动较慢的运输工具,但不能代替这些运输工具。对一个地区施加空军力量,不仅要飞机飞到那里,而且还要保持它们的作战能力。那就是说,要有一条供应充足的中间基地线、大量的特种汽油、炸弹、军火、零件、备用的机器、修理队、地面部队和防空队。就空军由空中运输自己必需品来讲,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空军是能自给的。德国人在这方面大概比其他国家较为先进,但他们在欧洲的作战地区是一个完整的地块,而且每100英里或不到100英里就有一个空军基地,同时这些基地又和世界上最稠密的铁路网和公路网互相连接。美国无须它的空中势力在自己的大陆的周边起作用,而是要它越过海洋和北极的荒漠。对美国来说,飞机在运输物资方面不能起显著的作用。[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86~87页。]
尽管制空权日见重要,但实际情况仍是如此,因为除了运送最特殊的项目外,在运输一切物资方面占压倒性优势的仍然是在大洋中的船只。[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7页。]
其他地缘政治学者的看法大致相同。英国地理政治学者P.奥沙利文在其著作中有独到的研究,他写道:
自16世纪欧洲人开始征服全球以来,距离的屏障在不断地削弱,并带来文化上的汇合,把我们都引入彼此直接相互作用的人类共同体中来。空间的分隔效力已经缩小,甚至有人说,随着电子通讯和飞机的使用,地理距离在世界政治中已经失去了重要影响。当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有距离影响的,它把人们的存在和活动分开。即使在国家事务中,尽管穿梭外交的狂热努力,但不论其作用的好坏,距离仍然有影响。的确是这样,就减少那些可以被认为是专横国家的贸易和社会往来而言,与政治野心保持隔离兴许是天上的赐福。当然从军事上来讲,距离仍然是最好的防御。[ [英]P.奥沙利文著,李亦鸣、朱兰、朱安译:《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11页。]
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教授[ 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1910~1993年),1910年出生于英格兰,毕业于牛津大学,1948年成为美国公民。1949年至1967年,执教于密歇根大学。1967年,执教于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直至退休。]1962年出版《冲突与防御:一般理论》(Conflict and Defence: A General Theory, Harper & Bros.1962)一书,他在其中提出“力量递度损失”理论,认为:
在运输力量和交通通讯上,距离的摩擦损耗侵蚀了实力的强度。由于海军,无线电、空军、火箭和卫星的发展,已经减小这种梯度,以至于有些人忽略了距离因素对实力平衡的影响。但是为了美国在中东行动而建立快速部队的努力,说明距离仍然是需要花费代价的。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在7 000英里长的供给线上暴露出的种种困难说明,在军事力量与距离因素之间的成败之机是相互参半的。[ 转引自[英]P.奥沙利文著,李亦鸣、朱兰、朱安译:《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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