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相关学科专业的同学，应该怎么样更好地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历史，是不是也可以证明一个全新意义上的历史的终结呢？”

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101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张维为教授和吴新文教授一起来到了上海市复旦大学，对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进行了演讲和回答观众提问。以下为观察者网根据节目内容整理的文稿。

张维为：

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我想谈和大家谈一谈中国共产党的三位领袖人物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今天一起来谈谈毛泽东，谈谈“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不久前在国内一所大学作讲座，正好赶上英国通讯管理局先是吊销中国国际电视台的播出执照，又找出些荒唐理由，对中国电视台开出22.5万英镑的罚单，约合人民币203万，伤害性不算大，但侮辱性极强。

有一位听众问我，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应对。我说很简单，告诉英国人：中国人民不答应。如果英国一意孤行，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媒体市场，最大的消费市场，我们知道如何对付英国的无知和傲慢。

“中国人民不答应”这个说法实际上受到毛主席的影响，体现的是毛泽东思想。当年抗日战争爆发，毛主席和蒋介石对于这场战争的定性截然不同。蒋介石认为这是国与国的战争，可以遵循国际法，提交国联和国际法仲裁等来解决，而毛主席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是一场阶级的战争、人民的战争，它是日本统治阶级和军阀阶级对中国人民发动的战争，我们必须以人民战争来打败侵略者。

这使我想到了，今天中美话语交锋中，我们是非常明确地拒绝美国提出的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我们支持的是战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参与建设和构建且认可的国际秩序。

我们这一代人都深受青年毛泽东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关心天下大事，我们也关心天下大事；青年毛泽东洗冷水澡，我们也洗冷水澡；青年毛泽东做社会调查，我们也做社会调查，后来不仅在中国做，也在世界范围内做,青年毛泽东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对此坚信不疑，而且一直实践到今天，包括做《这就是中国》这个节目，我们要把中国话语的建构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事业，变成一个走向社会、走向世界的事业。

在中国近代史上，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求真理、探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毛泽东同志说过，有三本书使他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之一是复旦大学的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仁人志士一下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可以让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走上政治舞台，也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毛泽东32岁的时候，也就是在1925年，为当时一份杂志叫《政治周报》撰写了一个发刊词，他是这样写的：“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统治，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十月革命的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功，这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仁人志士一下子看到，中国人民可以通过共产党组织起来，实现三个目标：民族独立解放、人民当家作主、百姓富裕安康。这三个目标，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初心。

回望党的百年奋斗，这种初心和认知其实还只是第一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1924年开始国共合作，当时党内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走上层的精英路线，聚焦与国民党的合作。另一种倾向是关注工人运动，忽视农民，而毛主席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和思考，在1925-1926年这段时间里，号召中国共产党人立刻下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

毛泽东号召大家“跑到你熟悉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需要什么。从他们的痛苦和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进行争斗，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毛泽东多次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当时在我们党内、在整个共产国际范围内都是受到排挤的，都是非主流的观点，历史证明毛泽东是判断是正确的。这使我想起了邓小平多次讲过的一句话：没有毛主席的话，我们至今可能还在黑暗中徘徊。

我用三个例子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上世纪二十年代，党内多数人接受的还是苏联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解释，也就是我们都熟悉的“五种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

根据这样的观点，斯大林认为，中国是封建社会，中国需要资产阶级革命，中国共产党应该辅助中国国民党。甚至到了蒋介石1927年“四· 一二大屠杀”发生之前，共产国际还是指示中共不要开展对于资产阶级右翼的斗争，不要开展农民运动。

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但毛泽东基于自己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的分析，认为中国不是简单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的黑暗势力，中国的土豪劣绅是这种黑暗势力在中国社会底层的代表，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所以毛泽东聚焦组织农民运动，在“四· 一二大屠杀”之前，他已经在广州和武汉主办了许多期中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后来的农民运动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例子是经历大革命的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1日领导发起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打响了第一枪，又在1927年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当时毛泽东在会上就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随后组织了“秋收暴动”，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在当时被共产国际和党内主流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但后来证明是实事求是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第三个例子就是1935年中央红军战胜了人间罕见、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之后，抵达陕北，召开很有名的“瓦窑堡会议”，毛泽东主席在这个会议上分析了中国国内外时局的变化，又说了许多马列经典著作中从来没有说过的话，他提出就是：要团结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投入抗日战争。他谈了以后不再提建立“工农共和国”，而是要建立“人民共和国”。

他说，“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整个民族的，因为日本的侵略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他在会上还说了一番惊天动地的话，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当时都能背出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这番话本身就是气吞山河，后来我看到国民党傅作义将军接受采访时候的一番话，就更加感慨万千，他说当年就听到了毛泽东这番话，他就被震撼了，他说，“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他手下连八千人都不到，他敢说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