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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邓小平早有预言——这个人(穆加贝)要自己碰!
最后更新: 2019-09-06 14:00:29(四)
邓小平把余下的烟在烟缸里掐灭,带着一点自嘲,对穆加贝说:“吸烟这个习惯不好,但我这个本性难改”。这也使谈话的气氛轻松了一下。 穆加贝微微一笑,耸了一下肩,表示不介意邓小平继续吸烟。邓接着就开始谈另一个话题:防右的问题。这无疑也是邓小平治国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邓对穆加贝说,我们在反左的同时,也提出了“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主动地提到了一九八一年他和穆加贝那次不算十分愉快的会见,说:“我们一九八一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虽然邓小平已经八十一岁,但讲这四项原则时,他是一气呵成的。这首先说明他的记忆力仍很强。一九八七年我再次为他见穆加贝做翻译时,他也讲了这四项原则,但那次他是说一项,等我翻译完,再说下一项,而且中间还有不少“这个,这个”。穆加贝后来还问我,中文中“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
邓接着说,“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说了这番话,邓又点燃了一支烟,会场有几秒钟的停顿。
邓显然是用执政党的话语在解释一个现代政治学上的极其富有挑战性的课题: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体制的性质和作用。西方主流的观点是:只有采用以一人一票普选为基础的多党制,政权才有合法性,才能实现现代化。而邓小平则认为,这条路对已经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也许合适,但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一走就会天下大乱,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可能会在顷刻之间四分五裂,分崩离析。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一个从革命性的政党转化成一个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己任的政党,并用这样一个政党保持稳定,领导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五)
谈话还在进行着。
邓在谈反左不能纠正马克思主义,不能纠正社会主义的时候,我注意到穆加贝频频点头,但他在点头中似乎也期待着邓作进一步的解释。可邓接下来的一段话好像又使穆加贝感到惊讶。邓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搞清楚,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邓接着对穆加贝强调了另外一个命题:社会发展不能超越阶段。邓说:“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共产主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
接着邓又说:“要实现共产主义,就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而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资基础。”
邓接着以遗憾的口气说:可是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我们忽视了发展,发展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农民的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文化大革命时期,情况更加困难。”邓讲“没有增长多少”的时候,还摇了摇右手,以示强调。
随后邓又转到了他最常谈的话题: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他特别提到了农村改革的成功和城市改革的展开。“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邓说。“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邓描述的这种改革方法后来在国际上又被称为“渐进改革”,与西方在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后来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过文章,谈邓小平的改革之道:确立轻重缓急、先易后难的清晰格局:“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发展,后内地发展;先经济改革为主,再政治改革。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经验为第二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穆加贝在这次访问中,曾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会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现在当着邓小平的面,他还是秉承自己一贯的坦率性格,对邓小平说: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国继续保持社会主义。在穆加贝用英文说这段话的时候,邓划了一下火柴,又点燃了一支烟,于是空气中又飘起一丝淡淡的烟味。
等我译完这句话, 邓口气十分平和地回答:“中国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邓还有板有眼地说:“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的现代化,还有这个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但在这四个现代化的前面,有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讲完这番话,邓的目光环视了一下整个会见大厅,好像在看大家是否听清楚了他的话。
邓小平然后又说了一段话:“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穆加贝频频点头。但邓马上接着说:“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这两种所有制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我们也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我们也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邓强调:“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邓用的还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术语,这也是当时主流经济学家的术语,但实际上邓已经大大拓宽了公有制的定义。他已经把中国正在进行的公有制改革都包括在公有制的定义之内。
对于穆加贝不甚理解的三资企业,邓小平也为他做了一个相当独到的分析。他耐心地替穆加贝算了一笔帐:“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好像为了说服穆加贝,邓还补充道:“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邓接着说:“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随后邓谈到了中国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问题。这也是现在国内争论颇为激烈的问题。邓当时是这样说的:“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看到穆加贝目光中还有疑虑的眼光,邓又自问自答地说道:“中国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我看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今天不少人引用邓这段话,说既然今天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这是一种颇为偏激的看法。回顾3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两极分化的趋势明显,改革政策也有不少失误,但是邓小平的总体改革战略已经基本实现,中国的迅速崛起,全世界有目共睹。
尽管邓小平对穆加贝做了耐心的解释,但执著的穆加贝似乎还是有点不放心,他又对邓小平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将会给世界进步力量带来巨大损失。
此时,我察觉到邓公的面部表情中有那么一丝不耐烦,这也是我多次给邓小平翻译中看到他的唯一一次不耐烦。邓把自己的烟蒂在烟缸里掐灭,又一次习惯性地用食指点着前方,用浓浓的四川口音说了的这么一句话:“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他说得很响,很清楚。然后又说:“一旦发生偏离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
邓接着说:“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个政策、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的国家机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够去克服这些东西的。所以呀,事情并不那么可怕”。邓以这样的口气,这样的措辞,谈这么一个敏感的问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回头看来,为了制止中国再次陷入混乱,邓是作了最坏打算的。
(六)
邓关于社会主义的话题还在继续。
“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没有完全搞清楚”。换言之,邓不仅认为中国过去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等国家也没有搞清楚。邓接着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上世纪20年代采取的一些比较灵活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包括把土地租给农民,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开展对外贸易等。
邓接着非常诚恳地对穆加贝说:“穆加贝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但请你们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邓提醒穆加贝注意中国走过的弯路。邓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但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观客观方面的情况,容易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急性病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
好像怕对方没有听清楚。他又重复了一下:“我还是这句话,希望你们多注意中国那些不成功的经验”。这时,邓略微停顿了一下,等我翻完这段话,他又补充了一句:“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时间飞逝,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双方都有言犹未尽的感觉。邓说,“我们的同志编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面是我的一些讲话,有十二大的开幕词,不知你读过没有?”穆加贝坦率地摇摇头。并说,非常想看看这本书。
这时,我看到吴明廉已经走了出去,大概去布置工作人员赶快去找这本小册子的英文版。据说礼宾司的一位小伙子马上要了车,赶去北京王府井的外文书店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英文本,但却被告知书店无货。后来吴告诉我,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位同事正好买了一本,准备和中文版对照学英文的,还算新。礼宾司就把这本书要来,作为邓的“礼品”送给穆加贝了。
谈话结束后,两人站起来握手话别。穆加贝说:“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归”。邓诙谐地说,“还要看马克思能不能批准”,在场的人都笑了。邓又补充了一句:“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大概是一讲到香港回归,邓自然联想到了中英之间为期一年多的谈判,联想到了和马克思也要谈判谈判。邓小平的朴实、诙谐和幽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会见结束后,邓小平用服务员递上的毛巾擦了一下脸,然后说了一句挺狠的话:“这个人听不进去,要自己碰。”
下午1点15分,穆加贝离开钓鱼台国宾馆去首都机场,坐北朝鲜的专机去平壤。坐车里只有他和我,还有司机。陪同部长杨波先去了机场等候。穆加贝拉开一点儿车上的纱窗,对我说,一个大国的领导人能够说自己过去受到了惩罚,“这个词很重啊”,他这是指邓谈大跃进时所用的词。
他还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这个年纪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有印象吗?我说,有一些印象,我看过海外归来的科学家扫厕所。穆加贝此时颇为感叹,看着北京大街上秩序井然的行人和车辆,说了一句给我印象很深的话:“中国真是个奇妙的国家。我文革的时候也来过中国,表面上一切都是那么安宁和平静,看不出任何问题”。我隐隐地感觉到邓小平的谈话没有完全说服他。
回顾这些往事,感触良多。我常想,如果穆加贝能够记取邓小平当年给他的忠告,也许津巴布韦今天就不至于陷入如此困难的局面。当然,津巴布韦乃至整个非洲面临的挑战非常复杂,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尚未找到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成功之道,他们还在探索中,也许还要摸索很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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