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放缓是暂时的，还是像当年1990年代的日本，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韩国那样，成为“新常态”？

这是去年以来中国经济领域舆论各界关心的终极大问题。近期，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大讲堂”设下这一讨论主题。

演讲者是大家熟悉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几位新生代经济学人陈钊、寇宗来，以及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院院长姚树洁作为点评嘉宾参与讨论。

3月17日当天，原来设定的150人的小教室，熟料报名人数太多，临时换到容纳300人的大厅。即便如此，观察者网编辑按时到达会场时，只能在大厅门口踮脚眺望，隔着人墙聆听了。

张军一直致力于中国的生产率估计、增长核算以及经济增长的研究，2014年，他和中欧工商学院朱天教授所做的中国消费率对低估的测算，引起很大轰动。去年10月，因为90年代在中国过渡经济学理论的突出贡献，张军和林毅夫、樊纲一起获得了中国经济学家界的最高奖项——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而中国经济放缓，以及如何汲取日韩教训，正是张军教授近些年来在研究、教学和阅读中最关心的问题。

他的演讲从美国两位经济学家Barro 和 Sala-i-Martin 于2004年发表的“条件收敛”假说讲起。按照条件收敛假说，假设美国是中国未来要收敛的稳态值目标水平，那么离目标值距离越远，潜在发展速度就越快。

张军利用美国宾州大学的著名的数据库“佩恩表”计算了中国与美国，在多个衡量经济发展的水平值上的差距，发现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人均资本和劳动生产率与美国的差距，大概仅相当于韩国的80年代、日本的60年代后期与当时美国的差距。

那么，差距大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必然还有二三十年的中高速发展？ 实际上，张军在演讲中提到，日韩经历了发展奇迹之后并非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反而在赶超美国的进程中中途停滞了，日本甚至在90年代之后离美国的距离更远了一些，因为日本经济停止了增长，而美国继续增长。

所以，处理增长中的问题有时候比启动增长更困难，挑战很多。

张军教授在演讲中说，日韩之所以在后来的几个阶段经历明显降速，特别是在遭遇外部冲击以后至今没有恢复过来，大概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在试图维持着一种结构的不平衡，增长过分依赖制造业，特别是出口部门，国内的生产性和消费性的服务业相对而言非常封闭，管制过多，不开放，也不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