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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下层社会儒家思想”与中国今日之现代化
——“中国思想”系列之四
关键字: 传统文化西方化去西方化现代化中国思想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前一篇提到,作为新型“中国思想”的毛泽东思想是一种革命思想,其源泉,既来自于马列主义,也来自于“下层社会儒家传统”,两者相辅相成。
所谓“下层社会儒家传统”,是一个自秦汉之后两千年历史中的真实存在,它在王朝周期的“升平世”中持续保存并发展,而在王朝覆灭前后的“据乱世”则突出地表现出来——无论造反领袖来自何等低下的社会阶层,出于何等低下的民间宗教,最终都可以聚集充足的儒家思想道义资源,爰举义旗,号召天下,以“天命”的名义引领一次改朝换代的革命,并在夺取江山之后进行“道统”重建。
其中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如“天命”观、“道统”观、民本主义、“大一统”和“张三世”等,都包含在儒家经典当中,是儒家传统中根深蒂固且历久弥新的一部分。
一、“下层社会儒家传统”本质上是现代化国家的产物
其实,中华文明中独有的“下层社会儒家传统”,自始至终就是一种“现代化思想”。
从“中国思想”本原上看,早在夏商周时期即已逐渐成形的一些重要思想,如天道的思想、民本的思想、大同的思想等,大大先于所有其他思想体系而带有了现代化因素。所以,中国先于所有其他文明而建成现代化国家,并不奇怪。
根据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中国的秦朝是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他得出这个结论的主要根据是,秦朝先于世界上所有主要文明建立了统一的、多层次的、非人格化的官僚行政机构,并确立了反宗族、抑豪强的政治原则。
这个观察无疑是正确的,但却只涉及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早熟的现代化国家,在削弱豪强和宗族势力的同时,也促成了下层社会的解放和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崛起,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前者是自上至下的角度,后者是自下至上的角度。
福山并非没看到这一点,他写道:“东周冲突背后的症结是旧贵族秩序分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庶民寻觅新机会,以攀登权力的阶梯。”(《政治秩序的起源》)然而真正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实际上,下层社会的崛起也是现代化国家的一大特征。因为这一现象具有必然性,会在每一次旧秩序瓦解、新国家重建的过程中规律性地出现。
中国的王朝兴衰史充分见证了这一点:王朝末期一旦发生州郡群立、叛军蜂起,就是旧秩序的彻底瓦解,而最终从逐鹿中原的混战中重新一统江山的新王,往往不是世族之后,反而是寒门子弟,甚至就是赤贫的佃户。
放在世界历史中比较,这个现象在大的文明体中却绝无仅有。自古以来帝国王朝的改朝换代无不是贵族集团之间相互斗争的结果,与下层社会没有关系,偶尔会有平民人士登上大位,但多半是作为傀儡被推出,背后并不是以整个下层社会为主体的历史运动。
而在中国,从秦亡汉兴开始,常常就是一种以整个下层社会为主体的历史运动。这种运动不是奴隶起义,也不是农民造反,而是天下皆反,民间起兵,是骆宾王所写的“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
由下层社会推动的历史运动只可能在现代化国家中出现,因为它是废封建、抑豪强、讥世卿的必然产物。而作为一个直接的结果,它也决定了中华文明独有的“现代化的”改朝换代方式——在维持政体不变、政治文化不变、“道统”不变的前提下周期性地进行政权更替。
所以人们会在中国历史上看到这一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特殊现象:坐天下依靠儒家传统,打天下也依靠儒家传统,上层社会从中吸取纲常礼教的学说,下层社会从中接受重建“道统”的思想。两部分内容会在“治国平天下”这个层次上相互冲突,而在“修身齐家”层次上则完全一致。
这也不难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而是大一统现代化国家的周期性重建和再造。由于打天下和坐天下两个阶段都是天下人共同参与的全民运动,没有儒家传统作为共同的思想资源、提供共同的行动指南,是不可想象的。
为什么太平天国必然失败?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新思想是一个彻头彻尾背离中华儒家传统的异端,尽管借助了基督教的影响,打出了“奉天讨胡”的义旗,但却完全无法连通“下层社会儒家传统”,当然也就不能促成“南连百越,北尽三河”这种天下皆反的大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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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陈轩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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