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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伟大的时代终将复兴曾经灿烂的“中国思想”——“中国思想”系列文章之一
关键字: 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文化复兴文扬伟大的时代终将复兴曾经灿烂的“中国思想”二、无影响无命名的近代时期
中国人不会忘记,那是一个极为惨烈的时期。就像是突然遭遇到超级强大的外星生物,还没等反应过来,数千年屹立不倒的擎天柱,竟然轰然崩塌,面对汹涌而来的各种西方哲学、主义和思潮,曾经犹如宇宙真理一般的孔孟之道,一时之间竟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其中最具杀伤力的“无敌舰队”,就是被严复翻译成“天演论”的进化论学说。由于人类历史被貌似科学地解释成为一个“进化”过程,于是就有了“先进文明”和“落后文明”和之分,甚至有了“高等民族”和“低等民族”之分。而在当时的中西实力对比当中,中国可以拿出来证明自己并不落后、并不低等的东西少之又少,西方可以拿出来证明自己绝对先进、绝对高等的东西多之又多,于是在进化论的理论框架中,就得出了中华文明或整个东方文明都属于落后和低等文明的悲惨结论。
这在当时就是一颗“精神原子弹”,伴随蘑菇云的升起,亿万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土崩瓦解。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有所不同的是,天道-天朝-天子-天下这个精神结构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从来没有脱离天道而存在的中华文化,也没有脱离天朝而存在的中华民族。如今一套“天演”理论把中国人的“天”整个给“演”没了,而国家成了列强的殖民地,人民成了低等的“东亚病夫”,此后的命运就是一次次折磨和羞辱。严格讲,这时的中国,在传统文明的意义上已经灭亡了。
“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康有为1898年京师保国会演说)
回顾地看,这决不是一个正常情况。历史上,按照文明交流的自然规律,在互有高下的文明之间,都是互通互鉴、相互交融的关系,不会发生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完全替代。
如前所述,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两百年间的中西文明交往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可见,西方的称霸过程主要是在中西交往的后期,此后它采取了一些特别的帝国主义行径,使得它实际上是将对手作为否定性的“他者”对立面,一路踩着各个“东方文明”的尸体拾阶而上最终登上高峰的。因此,可以说,包括“中国思想”在内的各大“东方思想”的名存实亡,其实也正是“西方思想”成为全球主导思想的内在前提条件。
其中一个非常致命的、典型帝国主义性质的思想武器,就叫做“极端化的二分法”。纵观西方建立全球霸权的历史过程,这个堪称为一种“极端思想”的思想武器无处不在使用,无时不在使用。而最终效果之神奇,恐怕连发明者都始料不及。因为这把杀人刀,往往是被受害人自己拿过去插到自己身上的!
先看一下严复的这段话:“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论世变之亟》,1895年)
再看李大钊:“南道文明者,东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
都是极端化的二分法。不同的只是有些比较侧重事实判断,有些则直接加入了价值判断,明显是一褒一贬,一扬一抑。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个非常流行的思维方式,类似的两两对比处处可见。很大一部分中国学人主动将自己的文化归入黑暗,以成就他者文化的光明。
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文化战争。孟子说“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到了人人都对本国文化展开“自伐”的时候,“西方思想”对于“中国思想”的全面胜利,已犹如探囊取物一般。
流行的观点认为,当时这些知识分子是因为救国心切,不对本国传统文化加以严厉批判不足以唤醒国民,不全面接受西方文化就不能改造社会,因此是必须的。
可以认为这个观点没有错,中国近一百多年的革命实践,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基本正确。但很多人忽略掉了问题的另一面,即:这种极端化二分法之所以被发明出来,正是帝国主义策略的一部分,是霸权工具,要的就是对方的全盘接受,以及接受之后的自我虚无、自我否定、自我颓废。借用新的术语,就是“逆向民族主义”。
“逆向民族主义”这把刀插到中国自己身上,刀把子却在西方帝国主义思想家手里。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描述了这把刀的锻造过程,他写道:“在1700至1850年之间,欧洲人按照想象或者说是迫使世界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西方和东方。在这一新的观念中,西方被想象成优越于东方,这种虚构的贬低东方的观念,被作为理性的西方观念的对立面确立下来。确切地说,西方被想象成天然具有独一无二的美德:理性、勤勉、高效、节俭、具有牺牲精神、自由、民主、诚实、成熟、先进、富有独创性、积极向上、独立自主、进步和充满活力。然后,东方就成了与西方相对的‘他者’:非理性、武断、懒惰、低效、放纵、糜乱、专制、腐败、不成熟、落后、缺乏独创性、消极、具有依赖性和停滞不变。”
到后来连日本也学会了这一套。自从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了《脱亚论》之后,针对中国和韩国的文化战争也随之打响,中国不再是原来那个高高在上的天朝,转眼之间成了“文明开化日益后退,风俗日趋衰败,不修德,不修身,目中无人,对天下事置若罔闻却高枕无忧。暴君污吏恣意欺下,其恶政难逃天罚”的“半开化国家”。同时,“日本人种优秀论”大行其道,如芳贺矢一编写的《国民性十论》,总结出日本人十大优点:“忠君爱国、崇祖先重家名、现实实际、爱草木喜自然、乐天洒落、淡泊潇洒、纤丽纤巧、清净洁白、礼节作法、温和宽恕”等,同时又归纳出中韩等国民的低劣性。于是,日清战争成了“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的战斗,其胜败关系到文明日新的气运”,日本人发动战争是“为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的幸福而履行至当的天职”。(福泽谕吉)
最后,当然是炮火战争为文化战争划上句号,给出最终结论。中国战败了,败给了西洋和东洋所有入侵者,那么,无论是你的文明,还是你的文化,还是你的“中国思想”,也就统统结束了,曾经的伟大、光荣和正确,统统消失了。
这就是“中国思想”在近代以来的命运。过去没有名字,是因为至高无上,不需要命名;后来没有名字,是因为一败涂地,没资格命名。
“中国思想”的前世今生和它的“无名之谜”,大概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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