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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这是一个“悲歌时代”,也是一个“欢歌时代”
——与郑永年教授商榷
关键字: 中国知识界知识圈中国知识的悲歌时代郑永年与郑永年商榷【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郑永年教授批评中国的知识界和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不止一年两年了。
早在2011年,郑教授就提出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导致中国自己“无能解释自己的社会”,同时也引起外界对中国的严重误解。(郑永年: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2015年,郑教授直言,“最让我失望的就是知识界”,“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搜狐网文化频道访谈)2016年,郑教授说,“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短缺时代。”“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策研究界,都没有能力解释中国经验。”(环球网评论)
就在上周,郑教授又发出严厉批评,这次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的文章题为“中国知识的悲歌时代”。文中说:“现实无比残酷,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知识圈在下行,知识也在下行。……如果这个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
郑教授最近的一本新书即名为《知殇》,想必是这些观点的一个综述。
此书没读过,大体上,本人同意郑教授的这些观点。由于所针对的是中国的“知识”、“知识圈”、“知识体系”这些比较笼统抽象的概念,也就不太可能被证明有错。毕竟“知识短缺”、“知识下行”的概念,并不像是商品短缺、经济下行等概念那样,可以用具体的统计数据做检验,因此也就难以得出不同或相反的结论。
郑教授做出这样的论断,主要是通过与西方知识界相比,或者与历史上的“欧洲转型”时期、中国的学术繁荣时期相比,得出了一个整体观感。既然当下中国没有涌现出一批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康德这等知识大师,也没有出现像王阳明这样的学术大家,连钱学森的继任者也看不到,那么说你是知识界的“悲歌时代”,你有什么不服?
既然当下中国有这么多人研究马克思主义却没有几个人真懂马克思,这么多人论述“供给侧改革”却谁也说不清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那么说你是“知识短缺”、“全面弱智”,你有什么不服?
是的,不得不服。但这里还是有个很大的问题,一个郑教授很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在论述关于中国的“知识”问题时,被拿来当作论证工具的那些“知识”,看起来也不像是真知识。
欧洲的“启蒙时代”没有参照意义
在关于“西方”的历史故事中,“启蒙时代”是一个重要篇章。这个时期(1685-1815)的欧洲各国,涌现出一批思想大师,包括一些奠定了现代科学基础的大科学家,和影响了整个现代世界的大哲学家,这些时代巨人就像是一座座巅峰一样,至今仍然令人高山仰止。
由于今天的21世纪基本上还是那个时代的延续,未曾发生重大的转折,所以无论哪个国家,包括今日中国,只要转入了现代化进程,就都处在其影响之下,就好像本国历史上也发生了同样的思想革命、涌现了同样的思想巨人一样。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特殊的“启蒙时代”还可以在今天的任何国家里再次出现,特别是在非西方的后发国家崛起过程中再次出现,就像是郑教授在质问中所隐含的那个类比:“欧洲转型产生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的转型呢?”
原因不复杂,这是因为17-19世纪欧洲的“启蒙时代”,实际上是欧洲历史的特殊产物,与基督教历史密不可分。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指出的,无非是“圣经信仰的世俗化”这一特殊过程的体现,他将其称之为“现代性浪潮”。
油画:文化沙龙,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按说,在没有圣经信仰的其他文明中,也就不会出现什么“现代性浪潮”。而之所以在中国这种典型的非西方国家里,也将“启蒙时代”和“现代性浪潮”理解成普世的、影响全人类的,甚至将自身文明也变相归入“圣经信仰的世俗化”进程中来理解,无非是因为受到西方列强的猛烈冲击,因为落后而挨打,不得不进行同样的转型,没有选择。
如果做个比喻,这就好比是两个人走在同一方向的两条路上,在第一阶段,甲因为误入歧途掉入了水塘,而乙因为避开了水塘一直走在平坦的原野上,乙大大领先于甲;但是在第二阶段,甲因为落入水塘而意外地学会了游泳,而乙虽然一直走得很顺却没有学会游泳;于是在第三阶段甲利用了会游泳的优势用大水淹了原野,迫使乙也必须靠游泳才能前进;结果率先学会游泳的甲取得了领先优势,而被迫从头学习游泳的乙,反而成了落后者。
简言之,古代的欧洲就像是误入了宗教歧途跌入水塘的甲,历史学家将这段历史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但黑暗时期却使欧洲因祸得福,在“圣经信仰”和“自然法”之间长达千年的纠缠中发展出一种被黑格尔称之为“理性的辩神术”的思辨传统,结果就像一个人学会了游泳一样,从中孕育出了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大发展。
启蒙和科学都是作为基督教神学的副产品而出现的,正如游泳的技能是作为跌入水塘的副产品而获得的。这就是为什么“启蒙时代”和与之相伴随的知识大发展不太可能在其他文明进程中重现。中国古代文明之路成功避开了水塘,这不是错误而是成就,但没能发展出现代科学却恰恰又是因为这一成就来得太早,这也不是错误而是命运。没有人能早早就预料到文明发展到近代之后主要靠科学知识来推动,也不可能因此而责备古人没能从一开始就选择一头扎入水塘。
看清楚这一点,也就明白了欧洲的“启蒙时代”不可能被借鉴来当作典范,也就不会要求今日中国在取得发展成就的同时再重现当日欧洲的“启蒙时代”。
游泳的技能属于全人类,欧洲人因为早早跌入了水塘而率先学会了,中国人因为后来被大水淹了家园而被迫学会了。而学会了就是学会了,现在的竞争是在比谁游得更快、游得更远,最初的学游泳过程已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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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陈轩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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