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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峰:一个红色经济间谍毁灭了国民党政府?
关键字: 冀朝鼎经济学家民国经济宋子文国民党政府“伪‘中储券’兑换比率过低”之迷辩
抗战时期,汪伪政府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伪币“中储券”。由于日伪的强行镇压,中储券在沦陷区渐渐取代法币,成为主要的通用货币。抗战胜利后伪币自然必须退出流通,这就需要以一个比较适当的价格,将人民手中的“中储券”收兑为法币。
但国府制订的法币收兑中储券的汇率,是完全不符合实际购买力差距的1:200(一般认为,以原实际购买力论,中储券的价格被瞬间缩水了至少70%以上,有的研究认为甚至可能缩水了8-10倍),沦陷区人民刚刚热烈庆祝抗战胜利,国府还都,就被这波币制改革极大的洗劫了财富,而国府的各路接收大员们却趁机倒卖法币、抢购物资,一下子就发了大财。所谓“五子登科”,即为当时最形象的描绘。
陈立夫又把这个比强盗还狠的兑换比率骂到了冀朝鼎头上。但实际上,还是根本找不到他和此事有联系的迹象和史料。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郑会欣先生的考证(《关于战后伪中储券兑换决策的制定经过》(《文史哲》2012年1期)。此事不但冀朝鼎,连他的大上司,当时已经接管国府财金系统的宋子文,大约都不是主要责任人。盖因制订收兑率的时候,宋子文尚在国外,与国内交流只是抓总,顾不上所有细节。但在8月19日给国内的电报,提出接管沦陷区金融的意见里,包括“(二)关于市场伪币,应暂准照常流通,但不规定与法币折合率,听其自然”的主张(《宋子文致蒋介石电》 1945年8月1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 58-18)
宋子文
8月22日,宋子文又给财政部发电称:“……惟暂准流通之伪钞,其面额、期限与折合率,应俟各区特派员将各该区实际状况报到后,由部汇总,通盘筹议核定,同时公布实施,以免纷歧。”(《宋子文致俞鸿钧电》 1945年8月22日,宋子文档案 58-18)
从中可以看出,宋子文在未归国前,对于中储券的兑换率并无具体意见,冀朝鼎自然更不可能已经给他灌成了(200:1)的迷汤。宋子文在国外期间,国内只能通过电报和他保持联系交流,这些电话都是存档的,但至今也没有发现冀朝鼎当时曾给宋子文发过什么“密电”。
而等到9月22日宋子文归国,离9月26日财政部发布《收复区敌伪钞票及金融机关处理办法》及《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正式规定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率为200:1,已经很近了,具体汇兑率的决定是宋子文主导的可能性很小,更不用说冀朝鼎了——作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他基本上不可能插手伪币兑换率问题。
那伪中储券与法币具体兑换率的决定到底是谁制订的?
根据现在的史料,200:1这个兑换率最早出现,是南京商会给出的,但当时法币只有极少量进入沦陷区,所以影响很小。
9月11日,陆军总司令部在南京向外发布公告,宣布自次日起京沪地区公共机关及银行一律使用法币,但对民间交易的伪钞并未规定停止流通的时间;虽然行政当局并未明文规定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价,不过已由军事机关非正式作出了1:200的比率。
伪中储银行总裁周佛海在最后被捕前,在中储券兑换一事上涉及很深,他在日记中认为提出这个兑换率的是南京陆军总司令部参议“邵某、顾某”(公安部档案馆编注 《周佛海狱中日记》 P91-92),其中邵某系时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少将秘书,奉命以陆军总司令部参议的身份,参加受降事务,随后又前往南京和上海参与接受的邵毓麟。
但邵毓麟不承认是他提出这个兑换率,并有一份档案证明他确实在财政部公布方案前,就明确提出二百比一的兑换率过低。根据他的回忆,真正的提议者是时任中央银行副总裁、财政部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的陈行。
猜测虽然还没有定论,但冀朝鼎的不白之冤却是已经可以洗清了。
一位小姑娘用成堆的法币买东西
再辨黄金风潮案
从1946年3月8日(一说4日)开始,到1947年2月15日公告停止,宋子文指示中央银行,通过上海金业公会和上海银楼业公会代理,出售中央银行库存黄金回笼法币,以抑制通货膨胀。这个举措在开始几个月曾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在10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中央银行投入了巨量黄金却无济于事(一说近一年间损失了约350万两),物价1946年3月到12月,9个月上涨了123%。而到1947年2月,竟涨了86%。国统区从此陷入不间断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如果说“黄金购户六折还本,美金储蓄券不予兑现,和伪中储券兑换率定价过低,这些坏主意都是冀朝鼎出的”,这些说法还有陈立夫回忆录的一面之词。把宋子文抛售黄金的政策也归于冀朝鼎怂恿,就干脆是直接无中生有了。
实际上现有的文史资料,都认为给宋子文出这个主意的是美国顾问扬格(此人曾向国府暗示,美国可能会向中国再提供二十亿美元的大贷款,大大壮了国府的心气)。这也符合逻辑,毕竟扬格的背后一定程度上可以通往美国政府。冀朝鼎给宋子文保证?他一个宋子文自己下属的下属有什么资格,让宋子文在这么重要的决策上相信他的保证?
实际在1945年末,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储备还空前丰厚;握有约9亿美元外汇存底,另有约600万两黄金,还接收了大约价值10亿美元的敌伪资产。而对日伪伪币的低价兑换,除了是对沦陷区人民的一次大劫掠,客观上也有着强烈的通缩作用(原有法币实际购买力大升值,沦陷区人民资产价值和购买力同时剧降)。
国统区的物价指数从1942年12月的66.2,升到1943年12月的228,涨了344%;到1944年12月是755,涨了331%;而1945年12月达到2167,涨了287%。虽然通胀率仍然很高,但实际还比43、44年略有所下降了。
那么,国统区不久后通胀失控,迅速走向金融信誉彻底破产,工商业全面萎缩、倒闭,整个经济濒临崩溃的黑锅,到底又应该由谁背呢?
推动发行金圆券的到底是谁?
1948年,上海市民抢购黄金
在冀朝鼎被扣上的黑锅中,声称他参与了推动发行金圆券,又一次深深洗劫了全国人民的财富,同时也搞垮了国府最后一点信誉。这一点是最多见到处传扬,但又最容易被识破的。
盖因发行金圆券的前后经过,史料上记载是非常明白的。史学界早就对此达成了基本共识。稍微还要保持一点“理性客观”形象的人,都没法把冀朝鼎扯进金圆券币制改革里。
例如李金铮《旧中国通货膨胀的恶例──金圆券发行内幕初探》,张皓《王云五与国民党政府金圆券币制改革》,张秀莉《金圆券改革决策内幕考》,都明确指出,推动金圆券币制改革,发起与主导人是时任财政部长的王云五。俞鸿钧也牵头策划了一个币制改革方案,但被否决。(李立侠 《金圆券发行的一段旧事》 《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王云五为了保密,不假手他人,亲自草拟了一份名为《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1948年7月7日,他将这份方案送给时任行政院长的翁文灏研究,翁赞同并附议,次日共呈蒋介石。蒋又指定俞鸿钧、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共同参加审计,在少量修改后确定了最后方案。
1948年8月19日下午三点,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会上,币改方案略加修正通过。下午6时,行政院会议讨论已在国民党中政会上通过的币改方案,经过4 个小时的讨论予以通过。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
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经济和民生总崩溃由此开始。
敢问诸位,即使有一千个一万个共谍冀朝鼎潜伏在国府内部,又能比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王云五们干得更“共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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