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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评陶涵蒋传——为蒋介石“翻案”的失败之作(下)
关键字: 蒋介石国共和谈马歇尔史迪威杜鲁门三大战役李宗仁白崇禧孙立人居正时在台北任监察委员,蒋必悉此函内容,故蒋乃发动李在台旧部,如白崇禧等人,屡电促李返台。李以病体未愈不能长途旅行为由婉拒,然坚持复职必采合法途径,“方免违宪之咎”。其实,李病体已经复元,诚如其回忆录所说,如其贸然回台,必将任由蒋摆布,逼他劝进;蒋氏一旦复正大位,李虽欲求张学良之处境而不可得。蒋知李不可能被利用,遂于3月1日不顾违不违宪,在台复职。陶涵有所不知,蒋复职之后,杜鲁门仍以总统之礼接待李宗仁,以表示蒋复职之不合法也。
排除异己
陶涵根据美国领事馆的情报,说蒋曾考虑将部分运台黄金转运到菲律宾,以防万一(页415),却不明白指出蒋所谓与台湾共存亡云云之不实在。不过,当时共军准备攻台,美国明言不会出兵相挺,还有联合国托管台湾之说,确实是危急存亡之秋。陶涵并不讳言,蒋氏父子在台湾重构其党政军机器,为了内部的安全,不惜杀鸡儆猴,以致有万人受审,数千人遭处决,所有高级将领都受到监视(页412)。
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希望有人能取蒋而代之,鲁斯克(Dean Rusk)曾一度想驱蒋之后,将台湾置于麦帅控制之下,也曾要住在纽约的胡适来取代蒋,但为胡所拒。孙立人美国军校毕业以及在印缅作战的功勋,当然也是被看中的对象,但孙并无意愿,于面见麦帅时直言效忠蒋(页404)。陶涵所谓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于1950年3月,向上级报告说,孙将军准备政变,以及一个月后美国在台军事武官报告有一高级官员,可能就是孙,对他说台湾在蒋统治下无望(页433)。
这些都是美方一厢情愿的说法,美国学者康明思(Bruce Cumings)在其《朝鲜战争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一书中,引美国国务院文件透露,迟至1950年6月19日,美方尚欲派遣最可信赖的密使告诉孙立人,若愿政变,美国将提供必要援助云云(Cumings:页508),若先前情报属实,又何必再问孙愿不愿意?陶涵也提到,美国国务院1950年5月3日收到极机密的文件说,孙将军“秘密告知”美国人,他正在准备政变。鲁斯克于同年6月初又收到声称是孙友人送来政变密函,鲁将密函烧掉而后报告国务卿艾奇逊云云。
陶涵警觉到鲁斯克可能没有想到的一种可能性:“密函根本是伪造的,以便尽快落实孙政变之罪。”(The letter was a forgery intended to justify Sun's early arrest for plotting a coup.)(页433-434)直到1955年时机成熟后,果然就罗织孙氏部属为匪谍而后整肃孙。陶涵提到,当孙被捕后,美国海军上将雷德福感到“惊骇”(appalled),连最支持蒋的美国保守派议员也告知蒋,孙立人是国军中最优秀的将领,他不可能包庇共产党。
蒋在美国人的压力下不敢下毒手,不得已只好将孙软禁。陶涵接着说,当美国“驻华大使”蓝钦(Karl Rankin)到台中看望孙将军时,看到孙将军很“享用他的玫瑰花园”(页484),又不免将孙之冤情淡化了。陶涵不知当时台中有名的“将军花”是贴补家用的,孙除了在物质生活上并不宽裕外,冤情更使他午夜醒来,搥胸悲鸣!
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七舰队进驻海峡,蒋立足台湾才趋稳定,美国为了冷战之需又转而支持蒋介石。孙立人与吴国桢都成为蒋氏父子所要排除的异己,目的主要是为儿子接班铺路。蒋在日记里用恶毒的话骂孙立人、骂吴国桢,最后这两人都被整肃,并不令人奇怪。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早于1950年元月,蒋就在日记里痛骂陈诚,说陈公开批评蒋,责备蒋干预他办事等等(页424),蒋又说陈“傲慢”(页426),当任命陈为行政院长时又说陈“失去革命军人的品格”(页429);同年9月蒋、陈又在会议上对峙,陈骂蒋独裁,蒋骂陈疯狂,而蒋又不准陈辞职云云(页445)。
蒋在日记里如此不堪地骂陈诚,实在令人费解,陈诚不是蒋之心腹吗?安敢如此?事实上,陈诚从省主席到行政院长到副总统到死,并未如孙、吴被整肃,不免令人起疑,日记所载或许也是伏笔,为日后整肃陈诚留下线索。只是陈诚死得早,没挡经国接班之路,也就没有下文了。然而陶涵的解释居然是,蒋骂陈而又用陈,是运用孙子兵法来对付一个得到民众爱戴的政治人物(页463),真有点教人莫测高深了。
美国的“协防”台湾
朝鲜战争帮了蒋氏大忙,美国为围堵共产势力之扩张,又视蒋为盟友。陶涵指出艾森豪威尔在竞选中,喊出废除雅尔塔密约、击退铁幕、结束朝鲜战争以及“放纵蒋去对付红色中国”(“unleash” the Generalissimo against “Red China”)等反共口号。所以艾森豪威尔当选后,蒋立刻向来访的美国海军部长提出反攻大陆计划,但是美国人检视之后,觉得“完全不切实际”(totally impractical)。当美国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于1953年访问台湾时,更向蒋直言反攻大陆毫无成功的机会,陶涵说这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最直接了当的拒绝。
于此可见,艾森豪威尔于当选前要“放纵”蒋,当选后又要“拴住蒋”(chain him up again),因而蒋对美国新政府的热望未能持久(页457,458,469)。但陶涵认为蒋并不因此感到烦恼,只要美国人不公开揭穿就好(页468),这等于说不揭穿骗局就好。不过,蒋毕竟获得《中美协防条约》与大量美援的补偿。陶涵透露,由于美蒋军事同盟,到1957年为止,约有一万个美国人住在台湾,包括情报员、军人、官员与家属,几年以后又增加了一倍之多(页490,521)。
陶涵指出,美国协防台湾有条约依据,但是并无防卫外岛金、马的承诺;然而蒋介石不仅坚拒自外岛撤退,而且在小岛驻上十万大军,不仅可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而且可在东南沿海挑衅,以激化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矛盾,甚至战争。当金门炮战于1958年发生后,有些美国官员扬言要在金门使用原子弹。事实上,美国已将八英寸可以发射原子武器的大炮,运往金门。
是年5月宋美龄访美,在美国全国性的“会见媒体”(Meet the Press)节目中公开说:“大陆同胞正在问,台湾为什么还没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共政权”(People on the mainland were asking why Taiwan did not use nuclear weapons against the Communist regime)。她显然认为大陆同胞很愿意与中共偕亡,而陶涵对此全无评论(页494)。
另外还有一则仍然没有解密的美国情报说,蒋有意于1958年9月将美国卷入与中共打核子战,可是陶涵接着说,据他所知,蒋氏不可能挑起原子战(页496),未免太不了解蒋宋想要收复大陆的渴望了。
其实陶涵自己提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鹰派国务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曾出其不意地直接问蒋,是否要美国使用原子武器来对付中共,蒋想了一会建议说,可用技术性原子武器。杜勒斯接着说,即使像投在日本的原爆威力,固然能摧毁共军所有的大炮,但原辐射可杀伤包括金门人在内的两千万中国人,更何况若苏联卷入战争,台湾也可能被原子弹炸光光。蒋不直接回答杜勒斯的问题,只说如果原子弹会引发世界大战,他并不赞成用(页500)。
可惜陶涵未能理解到,杜勒斯显然要蒋撤守金马,以避免可怕的核子战争,故用言语来测试蒋,蒋之反应情见乎词而陶涵未能深入分析,自无法理解蒋氏想乘第三次世界大战来收复大陆的隐衷。陶涵提到,蒋经国亦曾奉父命赴美,建议与肯尼迪政府共同摧毁中共飞弹与原子设施,所谓“将那婴儿绞死在摇篮里”(strangling the baby in the cradle)(页518-519),后因美国觉得兹事体大而婉拒。宋美龄于1965年8月又到美国,要求鲁斯克国务卿提供她丈夫摧毁中共核子设施之能力,但她并未成功(页527)。
此时蒋自己正在积极制造原子弹,后来秘密为美国侦知而遭废止。于此可见蒋对原子弹是望之弥坚的,直到中共试爆氢弹成功,他的核子梦才醒过来。其实,陶涵明白艾森豪威尔只是作核子恫吓,不可能真的动用原子武器。当法军被围困于越南的奠边府时,唯有用原子弹可以解围,当时连副总统尼克松都跃跃欲试,却被艾森豪威尔喝止(页471)。原子弹确实是纸老虎,但纸老虎有很大的威吓力。美国不断在口头上作核子威吓,使得中共即使勒紧裤带,也要核子了。
美方显然欲以金马换取台湾与大陆的分离,因而毛泽东情愿不取金马,蒋因得以保住金马外岛,然而陶涵却认为蒋挺得住杜勒斯要求撤离金马的压力,又一次证明蒋具有行其所是的能力(页501-502),完全忽略了客观情势。陶涵虽认知到艾森豪威尔与之前的杜鲁门都在寻求“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并不想帮助蒋反攻大陆,惹火上身,也不愿毛取得台湾,但未明确指出此一政策终于无成。到后蒋时代再有人想要追求几十年来美国可望而不可即的政策,不仅为时已晚,而且更不切实际。
陶涵提到一些令人瞩目的事,很可以说明蒋介石的性格,但因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而无结果。例如朝鲜战争爆发后,蒋曾请愿提供三师兵力赴韩助战,但为杜鲁门所拒,不过麦帅仍不断要求蒋出兵。当美国CBS电台于1950年12月8日采访蒋,并以此事相问,蒋居然未重申前请,却改变主意要联军的海空军协助他进兵中国大陆以牵制在朝鲜的共军,而他做此要求时明知美国不会同意,而自己也没有准备好(页447)。
但陶涵未能进而分析这种缺乏诚意、得寸进尺、漫天喊价的表现说明了什么。又如美国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于1961年要蒋氏承认“外蒙”,又要给“台独”分子廖文毅入境签证,于是蒋一方面经由美国大使庄莱德(Everett Drumright)转告白宫说,美国与“中华民国”简直就是主奴关系,如果继续如此,将有严重后果;如果美国让廖入境,更是对蒋以及蒋政权的阴谋。另一方面经由CIA台北局主任克莱恩(Ray Cline)传达他对美政策之不满,或将采取自杀性登陆大陆的激烈行动。
肯尼迪怕与蒋“同归于尽”(pull the house down on himself and on us),又有鉴于古巴导弹危机后余悸犹在,遂致函蒋无限期推迟廖入境与“外蒙”入会问题(页512)。这是蒋以玉石俱焚来要挟美国得逞的例子,但陶涵对此手段未加应有的说明。再如当大陆三年自然灾害发生后,蒋又声言无论美国同意不同意,他都要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并告知美国人,如果美国要阻挡,台湾可能爆发反美暴动。当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助卿哈里曼(Averil Harriman)于1962年3月14日访问台北时,蒋又说他若不反攻,将要失控,但是哈里曼揭穿蒋在“虚张声势”(bluff),台湾局面不会失控。
陶涵说,美国人到最后才理解,蒋之所谓“反攻大陆”只是一种表演、一种语言、一种心理与政治,以及内部士气之所需“(页515),并非真的要跨海作战,但他对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又无解析。陶涵如果能把蒋介石对付美国人的这些手法连同他如何对付陈洁如、汪精卫、张学良、李宗仁、叶公超等人合而观之,也许更能洞悉蒋介石前后相当一致的性格。一个人的性格自小养成,成长后仍会由不同方式表现,如果能够详细论证,才能将一个人的人格分析得入木三分。
语焉未详的逸闻
陶涵虽提到一些较为轻松而有趣的逸闻趣事,惜语焉未详。陶涵刻意写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Wendell Wilkie)访问重庆的经过(页216-220),他指出威氏性好酒色,其中高潮是“号称与宋美龄有一夜的浪漫约会”(are puted one night romantic engagement with Soong Mayling),内容与李敖或芬比(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shek: China's Generalissim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2003,页91-96)所述雷同,因故事同来自威尔基的好友考尔斯(Gardner Cowles),小名麦克(Mike)。
陶涵知道此公来头不小,是著名《展望》(Look)杂志的发行人,于1985年出版《麦克回顾》(Mike Looks Back)一书。这本回忆录的初稿于1982年就已写成,其中记录了这段罗曼史。陶涵认为考尔斯是“保守的,在政治上支持蒋家者,绝非是一个喜欢揭露丑闻的人”(a conservative, a political supporter of the Chiangs, and not a muckraker by any means);换言之,陶涵知其人,故不认为考尔斯是会造蒋夫人谣的人,但又质疑为何在渴望谣言的重庆没有其他外国人,包括外交官与记者在内,报道或传播此事。
陶涵知道考尔斯是当事人之一,而其他的当事人都不可能承认这件事。考尔斯是事隔多年后的回忆,而此绯闻只是回忆的一小部分,并无政治动机可言,事实证明也并无商业价值。如陶涵所说,当此一故事的节录本初次出现于1974年出版的《皮尔森日志》(Pearson Diaries)后,在美国并未引起多大注意,然台北当局曾代表宋美龄打民事诉讼,考尔斯道歉罚款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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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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