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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疲于奔命的美国霸权
关键字: 美国霸权美国化新帝国主义无害的霸权国族主义杰弗逊冷战军备竞赛道德上的自负美国大约在1890年已成为西半球的霸权,当时尚未成为美国总统的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曾极其自豪地宣称下一个一百年将是美国世纪。在欧战爆发之前,美国已经“解放”古巴,并以武力威胁英国与德国接受有关委内瑞拉与加拿大争议的美国立场,更支持哥伦比亚叛军的分裂行动,制造巴拿马国,该国立即授权美国兴建巴拿马运河,又试图推翻英国银行团支持的墨西哥政府。
在此后的半世纪内,美军干预中南美洲不下三十余次,不是为了有利于美国的经济或领土纠纷,就是驱逐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当地领导人,后来又以武力夺取夏威夷与菲律宾作为殖民地,完全是欧洲老帝国主义的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殖民地纷纷独立建国,联合国谴责帝国主义为侵略、剥削、高压,以及侵犯人权的代名词。然而当“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 在二十世纪之初盛行之时,所有富强之国,几无不崇奉帝国主义,全力向海外扩张,夺取殖民地以获取资源、市场、劳力,并于激烈竞争之余,以胜出者为荣。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大多来自欧洲,如大英帝国殖民地遍及全球,号称“日不落帝国”。
帝国的扩张和帝国之间的竞争与爆发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不无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日两帝国相继灭亡,英法等国可谓惨胜,也无力维持帝国,西班牙、荷兰诸国更无论矣!帝国主义几乎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帝国主义的本质仍然阴魂不散。
二战后的冷战局势形成两极世界,美苏争霸,虽不再争夺殖民地,却各拥有附庸国或盟国,视之为“超强”(superpower),称之为两大帝国,也未尝不可。双方在冷战意识形态高涨时期,各以帝国主义相诋毁。美国一直以宣扬民主、自由、人权自豪,并以此标榜,似乎不符合帝国主义的作为。但美国无疑是在新帝国主义时代崛起的后起之秀,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向海外扩张、寻求经济利益。
二战之后世局换新,帝国主义之名虽遭唾弃,实则美国与苏联各成为超级霸权,主宰全球。苏联崩解之后,美国更独霸世界,原可凭其实力重整正义公平的世界新秩序,环球同享和平红利,可惜美国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依然一意孤行,强加其价值于别国,而且在行动上仍然拉帮结派,围堵遏止,仍不脱帝国主义的霸权传统,以致介入诸多地区的动乱,代理战争不歇,战祸未稍逊于冷战时期。美国既然以世界的领袖自居,亦不讳言霸权,是不是自称的“无害的霸权”(benign hegemony),值得我们检讨。
美国全球策略及其国家行为之所以值得检讨,因其有碍世界和平,而其有害之举又往往自负具有道德的高度,故不惜强推其国家意志,只顾及本国之利益,而不自觉地漠视他国的利益,对别国之威胁过度敏感而对自己威吓别国往往无感,政策失误而又欠深切的反省。美国建国元老原本反对欧洲王权,原有反霸的传统;但于百余年间从美东蕞尔小国成为世界强权,却不免重蹈帝国主义的覆辙,思维与行为不脱霸道本质。
美国外交史家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早在1960年代就指出:“美国外交含有最基本的悲剧因素。”他认为美国持续不断地向海外动用武力,却无法达到施展武力的初衷,其结果反而造成冲突、危机与战争。威廉斯所关注的是1959-1961年的古巴问题,但他已觉察到古巴危机足以象征美国在二十世纪整个外交的悲剧。威廉斯之见在当年被认为是左派观点、过激的论调,颇引起争议;但从半世纪以后的今日看来,美国在东亚、中亚、中东不时动用武力,几乎都以损人不利己的悲剧收场。我重读威廉斯旧作,反观当前世界大势,深感他确有敏锐的远见。
所谓帝国主义是一种国家政策、行动,主张直接以武力扩张领土或以政治与经济实力控制其他地区。二战后美国以其超强的实力在全球贯彻其所信奉的理念与制度,即以民主、自由、人权作为干预别国的理由。学者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是二战后著名的冷战理论之父,甚至想要以美国无敌的武力来改变苏联的制度。事实上,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连许多弱小国家的现实都改变不了,反而制造更多的乱源,所谓治丝益棼者也。
诚如威廉斯所说,美国的崇高目标未达,反而增加动乱、仇恨、战争与苦难,最后果然引火上身,饱受恐怖攻击之祸,确实颇具悲剧效果。英国二十世纪著名史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公开说过:“美国像是一只在小房间内的友善大狗,每当它摇动尾巴,就会弄倒一张椅子。”这个比喻非常生动,庞然大物的美国,在整个世界里,当它不友善时,很可能会弄垮整个世界。
二十世纪果如老罗斯福总统所料,是美国的世纪,但美国世纪对全球的影响如何?如何说明美国霸权的悲剧性格对全世界已产生许多负面的后果?美国以公平正义自许,是否不自觉产生并不公平正义的结果?美国以其自身的价值为普世价值,而欲强加于别国,是否可以接受?美国若以世界警察自居,执法是否公平?归根结底,美国刻意贯彻其自以为崇高的意志,称霸世界,本质上是否也属于帝国主义?走过必留下痕迹,答案不妨求诸历史。
美国人特殊的使命感
美国在十九世纪领土扩张时,有句响亮的口号:“明摆着的命运”(Manifest Destiny),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使命感,认为领土扩张是命定的命运,一种充满自信与野心的教条,认为并吞所有邻近的土地乃是完成上帝所授予美国的道德使命。此一用词广泛地应用,始于期刊编者欧沙利文(JohnL. O’Sullivan)的一篇文章,宣称包括英属俄勒冈在内的整个北美大地是属于“我们的”(此文刊载于1845年7月的The Democratic Review),但其原始含义早于殖民地时代即已有之。从新英格兰到佐治亚各州人士都深信是上帝的选民,命定拥有新大陆广大的土地,并将民主自由与基督福音在辽阔的荒原传播,最后遍布全世界。
美国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总统于1801年就职演说中就提到,美国需要让千万年后子孙有足够居住的空间。诚如一位美国教授所说:“我们很像以色列古国,也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弥赛亚国家’(messianic nation),独立宣言与我们的宪法都界定了此一使命。我们生来就要推行民主、扩张疆域,将自主政府原则向全世界,作为示范。”美国的“弥赛亚自觉”(messianic consciousness)极具活力,其能量除来自杰斐逊所标举的“天选之国”(chosen country)之外,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所表达的“新英格兰清教主义”(NewEngland Puritanism)同样有推波助澜之功。认为新大陆将是基督在地上的王国,点亮独立、革命、民主的热情。
所以“明摆着的命运”具有以救世自居的宗教热情,尊崇上帝意志的选民只能是“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显然也具有“种族主义”(racism)的内容,我族优于他族。此一根深蒂固的宗教信念加上自信为民主的典范形成强烈的美国“国族主义”(nationalism),扩张主义的动力来自情绪性的国族主义,而落实于美国的“最高利益”(paramount interest),势必走上帝国主义之途。
坚信自己的制度极其优越,而且自以为善意地要别人采用,就涉及“明摆着的命运”是不是一种帝国主义思想的根源?哈佛教授牟克(Frederick Merk)受到美国著名史家透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边疆理论的影响,认为西进运动是民主向边疆的扩张,并无额外的领土要求,所以与帝国主义无关。
牟克作此论断时,因未能生见十九世纪末美国向海外的扩张,以及星条旗飘扬到菲律宾的情况,足见边疆可以从陆地再扩张到海洋的。“明摆着的命运”在1840年代尚是自我优越感的民族情绪,到了1890年代就成为扩张行动的精神后盾。耶鲁教授亚当斯(EphraimD. Adams)在1913年面对美国在海外扩张的事实时,特别为“明摆着的命运”的理念作道德的解释,说是要与世界分享美国人所追求的生活方式:民主、自由与快乐。但另一位美国学者弗莱明(DennaF. Fleming)不以为然,断言“明摆着的命运”根本就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代名词。
美国原是英国殖民地,厌恶并反对欧洲的帝国主义,但自命在道德的光芒下,不自觉地成为一丘之貉。美国总统杰克逊(Andrew Jackson)批评欧洲帝国主义最为严厉,却在任内扩充领土最多;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于1901年高唱门户开放,实际上是要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利益均沾;威尔逊总统出兵欧洲是要为确保世界的民主而战,已见到美国有领导世界的野心。
美国霸权以道德自诩,自认为具有至高的社会价值、与众不同的高尚使命,因而有运用其道德原则的特殊权力。但这是不切实际的假议题,因道德是个人的品德与行为,有道德的人不可能是一自私自利之人,但在国际上美国最重其本国的利益,要求扩大其本国利益而损及他国利益,正与道德反其道而行。
美国的特殊使命感有好几个思想渊源:西方文化中早有“天赋人权”之说,所谓“天赋权利”(natural right)就是指由神明所赋予的包括道德与真理在内的“自然律”(natural law),根据自然律诉求诸如财产权、民权、民主权、主权之合法性。自然权利后来发展到国族主义的诉求,十八世纪的革命运动就是受到国族主义的启发。更奇特的发展是“天赋权利”成为美国扩张主义的“道德依据”(moral rationale)。自由航行权作为在新大陆扩张的依据,更露骨的是“天赋的安全权”(the natural right to security),这是自我免于任何祸害的权利,却不顾践踏到别国的安全。
类似双重标准对上帝选民来说就是他们享有的命运,他们标榜政府必须要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但在取得路易斯安那(Louisiana purchase)大块土地时未必得到当地居民的同意。美国政府在1786年也曾保证不会取走一尺在地的印第安人的土地,但到1840年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著有计划地被强迫迁走,清空而后夺其地。连当时的美国内政部长都承认“我们”对待印第安人极大部分的记录包括毁约、不公义战争与残酷剥削。墨西哥人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他们被认为是“堕落的民族”,必须征讨而后夺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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