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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朝光、薛其林等:“民国学术热”是怎么来的?
关键字: 民国民国学术民国热民国大师胡适近年来,民国学术受到学界和传媒追捧,一股“民国学术热”悄然兴起。应当说,民国学术确有其独到的成就和相应的历史地位,但在弄清楚其主要成就和学术史定位之前,不必急于颂扬。研究西方则倾心于西方,研究民国则倾心于民国,是缺乏自主思考的表现,也会影响到对当代中国学术及社会现实的把握与展望能力。
“民国学术热”的由来
问:当前出现的所谓“民国学术热”,主要表现是什么?
汪朝光:近些年来,民国学术史研究得到了很多关注。相较于过往研究对民国学术的“低看”而言,近些年来的研究,对民国学术又有了不少“高看”之语。民国似乎成了“大师”辈出、“名作”丛集的时代,有了似乎难以企及的“范儿”,有了“黄金时代”之谓。而由于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特性,本来一些严肃的研究,却也被加以“标题党”式的喧闹,脱离了研究者的本意,又不乏泡沫化的浮夸表述,其真实的价值往往也会大打折扣。
民国时期的大师们 图/搜狐
薛其林:所谓“民国学术热”,表现为大量民国时期的著述、民国名人传记出版,大量有关民国的学术论文发表,部分学术界人士明显表现出对民国学术的热衷和倾心;大量民国名人故事、轶事为媒体追捧传播,民众对民国的历史和人物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和关注度。由此引发了对民国学术乃至民国一切事物的盲目称颂。
问:出现这种热捧的原因何在?
薛其林:“民国学术热”背后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从客观事实层面而言,民国学术确是一个“富矿”,无论是研究西方学术,还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人,都能在民国学术这桌“盛宴”中找到丰富的“食材”,获得心灵的启迪,甚或心理的共鸣。
其二,学人的怀旧心理。当今部分学者在过度功利化之后,经历了浮躁、焦虑、无序和茫然,滋生了自卑情感和怀旧心理,因而顺势回到民国学术,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仰慕和称颂。研究民国以至倾心民国,跳不出来,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其三,是古非今的传统学术习惯。中国学术界有一种逃避现实和是古非今的传统习惯,从春秋诸子对“三代”的溢美,如孔子因痛心于“礼崩乐坏”的现实而发出“吾从周”的呐喊,到康有为的“素王改制”,无一不是是古非今,好古蔑今。
民国学术的转型与创新
问:民国时期是学术的裂变期,在您看来,这一时期的学术有哪些特征?
薛其林:我认为民国学术最主要的特色有二:一是兼采古今中西,融合创新;二是确立了新的学术范式。
就融合创新而言,基于内部的社会转型和外部的西学东渐,民国学术呈现出古今中西(印)学术、各门学术、同门各派学术之间的多层次的碰撞交汇与融合创新的特点。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学术研究方法的融合创新,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传统考据方法与西方实证方法融合而成的科学实证方法。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验方法,既为传统考据学注入现代科学实证的方法,又反映出近代实验科学“无征不信”的客观态度,是方法论上突破传统思维模式的创新;王国维、陈寅恪等兼用实证方法和传统考据方法,在各自学术领域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传入中国后,即与中国传统的朴素辩证方法相契合,作为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的方法论原则在民国学术界崭露头角,并沿着政治、学术两个方向发展和深化。
三是传统的义理方法与西方诠释学方法融合而成的义理阐释方法。义理阐释方法兼取富于理论色彩的西方诠释学与富于实践色彩的中国义理学的长处,着眼于理解和阐释,以一种动态而开放的方法论体系和双向回流的思维方式解读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的诸多问题。
四是传统的直觉方法与西欧、印度的直觉方法融合而成的新的直觉方法。在对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的认同和对“科学万能”的诘难中,现代新儒学扬波而起,他们借鉴西方柏格森创化论哲学中的直觉主义来阐述中国的道德哲学,强调对生命、生活的感受和体悟。在上述四种主流方法中,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科学实证方法在民国时期的影响是最大的。
问:那么范式转换又体现在哪里?
薛其林:就学术范式而言,社会转型与传统的解构激发了思维方式的变革,促成了新学术范式的确立。笼统而言,走出经学时代,颠覆儒学中心,标举启蒙主义,提倡科学方法,学术分科发展,中西会通创新等等,都标志着民国学术范式的确立。具体可从四个方面分析。
一是新话语模式的确立。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发起的文学革命,从工具理性出发,以白话文这一新形式来灌注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容;倡导文学革命来建立“人的文学”、“活的文学”。白话文不仅带动了新的文学创作,而且为学术研究与写作带来了新话语。
二是新思维模式的确立。民国时期确立了两种新的思维模式:对科学的崇拜和对哲学的高度重视。这两种思维模式反映了当时人们追求一种完整的认识和完美理论的倾向,促使人们去建立科学历史观来研究哲学问题,并根据哲学认识来建立各自的学理及学说。
三是新学术精神的确立。民国时期,学术上确立了怀疑和实证两种精神。由康有为开启端绪的“疑经”,经严复、胡适从学理上、致思上的疏导和升华,发展而为顾颉刚的“疑古”,怀疑精神达到高潮。同时,西方的科学实证精神和实验主义经严复、胡适等人的引进,在五四时期蔚成风气。一切“心成之说”都要接受科学实证方法的严密验证。
四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其中国化。这是此一时期学术上最为显著与深刻的更新。尤其是作为理论和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学术文化的影响最为突出。唯物史观自传入中国后,即参与了各种社会思潮的大讨论、大论战。经过诘难和论战,唯物史观对唯心史观进行了系统有力的批判,充分彰显了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的特点,并逐渐取得学术上的话语主导权,形成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现代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艺学等学科雏形。
- 原标题:汪朝光等:高估民国学术有失科学理性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马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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