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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关键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九大习近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现代保障体系。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提供农田补助;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养老保险制度即新农保;免除学杂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现在又开始改革户籍制度、城乡平权。即使在改革的不同阶段,某一特定群体承担了改革的成本,但往往会在改革的其他阶段得到补偿,绝没有西方某一个群体长期受到漠视和歧视的现象。
五是以绩效为基础的合法性。中国传统上是一个注重世俗理性的民族,自西周起,衡量政权合法性的最终标准就是执政的有效性。当时提出的天命观,认为只有治国有方才能承续天命。弱小的周之所以取代强大的商,是因为商的暴政和周的德政令天命归于周。中国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明成祖朱棣、西汉末年的王莽,从程序上讲,三者权力都不具合法性,但由于李世民和朱棣创下罕见的文功武治,而成为后世典范。李世民更被视为自孔子以后数一数二的伟人。而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由于实行脱离实际、效仿周朝的改革,一败涂地,民不聊生。他篡位之举也就被历史完全否定,成为千古罪人。
中国共产党今天的合法性既有打天下的历史因素,也有今天宪法的明文确立,但根本还是六十多年来的巨大成就。
六是政党与体制的命运交融于一体。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何以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由于政党和整个体制的融合,假如决策失败、执政失误,其后果并不仅仅是政党命运如何,还会直接冲击甚至冲垮整个体制。正是由于政党和体制的命运一体,也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绝对责任”。这就势必迫使中国共产党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持高度谨慎的态度。以三峡工程为例,从周恩来总理时期就进行论证、研讨,直到1992年才获得全国人大通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贡献
中国的巨大成功在社会主义迄今为止的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它的贡献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把社会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国实际国情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根据中国当代哲学家李泽厚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有两大组成部分。一是基本理论,一是革命策略。基本理论包括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革命策略则包括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在李泽厚看来,唯物史观是核心,即生产工具、生产力、科技是人类社会生存延续和发展的最终基础。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何以在中国成功的前提。
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前,进化论已经普遍被中国的知识群体所接受。这和中国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实用理性有关。更何况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来说,比西方更容易接受猿变人的理论。包括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在内的知识精英都是先接受了进化论,再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进化论迅速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有两个原因。一是唯物史观更具体的解释了人类历史,而不仅仅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生存竞争和生物进化,它有更强大的理性说服力。而且这种历史观与强调历史、富有历史情感的中国文化传统相共鸣。
二是中国有着极为悠久和浓郁的乌托邦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直至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脉相承。甚至不仅儒家,就是道家、墨家和佛学都有自己未来的理想国和极乐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描述,与中国这个传统一拍即合。
三是中国传统和政治文化的道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剥削的否定,对处于低层的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同情,从而具有极强的道德色彩。
最后,马克思主义有着十分鲜明的实践色彩,特别是强调阶段斗争和暴力革命这一具体手段和途径,也符合中国当时救亡图存政治环境的需要。更何况儒家本来重视实践而不是像西方一样的抽象思辨。
可以说思想传统、情感倾向和心理结构上的认同、重合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普遍接受的内因。从而迅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当然这个过程充满曲折,这个曲折不仅体现在中国革命成功之前,也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直到今天中国也仍然处于进一步的探索之中。
其次,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和平共赢方式取得发展成功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完全是通过自我积累发展起来的,既没有对外掠夺和殖民,也没有对外转嫁矛盾和危机,完全是一种和平的、多方受益的发展模式。这和资本主义国家崛起必对外扩张和殖民给世界造成巨大浩劫的方式完全不同。
这既是中国爱好和平的传统,也和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坚持和平发展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之一,强调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实现这一伟大事业,走的是一条“内生型”的发展道路,而不是对外扩张式的发展道路,它是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勤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心一意谋求在和平稳定环境中致力现代化建设的和平发展道路。
再次,成功地借鉴了人类文明的各种成果,使社会主义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能力,对社会主义理论有了重大的创新和发展。
任何理论都有其诞生的时代背景,也都需要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中国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能力,根源就在于不拘泥于书本。早在1930年中国共产党奠基人之一毛泽东就写出最早的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反对本本主义》。
在这篇著作中,作者从认识论高度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批评了红军中一部分人墨守成规、迷信“本本”、不愿作实际调查的保守思想。文中还表达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思想路线。从而确保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
建国后,这一传统又被邓小平为核心的一代共产党人所继承和发扬广大,重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社会主义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打破长期以来视市场为资本主义的僵硬思维,从而奠定了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成就。
最后,中国的成功表明,没有任何一种模式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必须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曾向世界强国如美国和苏联学习,但照搬照抄并没有实现中国繁荣富强的目标。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独立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并最终取得了成功。中国的模式未必适合其他国家,但中国敢于打破迷信、敢于对一时主流的理念质疑,并有选择地借鉴全球各个文明。
今天的西方,沉迷于自己的理念而无法自拔,并把这种理念当成衡量现实和实践的标准,从而丧失了了解决问题和推进国家发展的能力。中国的成功既可以使西方反思自己的问题,也有助于推动自身的改革。2017年9月2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索邦大学演讲时表示要有“胆量”唤醒欧洲,要在2024年时建成一个可与美国、中国相匹敌的强大欧洲。在这里,中国少有的被视为成功和需要学习的对象,更被西方政要视为推动本国改革的外在催化剂。
如果说对于西方是如何借鉴中国进行自我改革的话,那么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成功无益鼓舞了它们发展的信心,更为它们树立了一个成功、依靠自己、非西方文明的榜样。它们完全能够摆脱各种理念的束缚,从自己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去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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