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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奥朗德也不选了,谁能拯救法国
关键字: 法国法国大选奥朗德戴高乐法国大选候选人菲永最后一个因素则是共和党主席、前总统萨科奇被淘汰后,立即声明支持菲永。萨科奇本身获得了21%的选票,而且基本上是铁杆支持者。事实上第一轮投票,许多支持于贝的选民转向菲永,才导致菲永领先。萨科奇的支持率基本未变。假如他转向于贝,菲永的总统之路恐怕也就此终结。
菲永为代表的传统政党救不了法国
菲永虽然以激进的竞选纲领赢得党内初选,但即使他赢得总统大选,却仍然无法挽救法国。这并非菲永能力如何,也不是他没有改革的决心。而是制度使然。
西方的民主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常态下无法进行利益调整。这原因有二。一是一项改革不管多么必要,要想执行下去,必须获得多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也就是说不仅要精英想明白,大众也要想明白。以西方的历史来看,除非到了像1929年那样的大危机或者法国1957年国家大危机,即到了山穷水尽之境地,否则很难做到这一点。
二是如果民众不认可,政治人物想推行,则必然会遇到民众制度性的反对:游行、罢工、抗议,使国家瘫痪,从而迫使政治人物让步。实在不行,就在选举中把主张改革的政治人物赶下台。
当然,二战后,西方也有成功的改革者。这得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改革者不惜一切手段,哪怕有违法治和人道,决不妥协。二是运气比较好,在改革时发生了可遇不可求的意外利好事件。比如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当时有364名经济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反对她的改革。当改革出现阵痛失业人口一度达到360万时,她也绝不动摇。当工人罢工抗议时,她毫不手软,长达一年的罢工中,11300矿工被逮捕,9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青少年。她除了强硬不妥协还采用欺诈嫌疑的手段:保守党政府保证无意毁灭本土采矿业,又对罢工矿工承诺他们的职业受到保障。但在1994年采矿业私有化之前,却关闭了全部15个亏损的国营矿场。
按说这样力行改革的政治人物在西方制度下就是自杀,但幸运的是,这时候发生了阿根廷占领英国控制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事件,强硬的撒切尔夫人派出远征军赢得战争胜利,一下激发了英国举国上下的爱国热情,她的支持率也大幅上升,从而为她的改革赢得时间。很快改革正面效应也开始显现,并获得多数人的支持。
也就是说,西方既需要有这样果敢不妥协的无私政治人物,也还要有可遇不可求的机遇。危机面前人才或许会有,但可遇不可求的机遇则只有天知道了。
这里需要多说一句的是,何以西方不能进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而中国能。这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只要执政精英想明白了,就可以放手去做。不受大众和资本的干扰,决策效率要远远高于西方。
法国《解放报》上周的封面,将菲永与撒切尔夫人融合在一起。《我,总统》
二是执行过程中阻力很小。这固然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强政府,但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化不同。西方强调个人主义,信奉个人利益至上,社会的最小单元是个人。中国是集体主义,信奉集体主义高于个人主义,社会的最小单元是家庭。放到政治上,西方政府和个人是一种冷冰冰的契约关系,我投票选了你,你就必须提高我的生活水平,不管以什么理由比如改革,也不接受自己利益受损。选民对于国家只有权利,没有责任和义务。
中国的国就是放大的家,政治传统是父爱式的。这其中既有契约,也有道德和信任,更有感情。特别重要的是还有每一方的责任、义务和权利。执政者在决策时要考虑民众的利益,要以民众利益为重,民众则服从这种管理。所以中央出台的政策,往往会得到有效的执行。即使出现偏差也会很快纠正。面对偏差时,民众的想法则往往是:上面(即中央政府)的经是好的,下面的官给念歪了。这种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是中国改革能够有效推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言归正传。即使菲永成为下一届总统,他要推行的激进改革,最大的难关就是民众的反对。以我个人的判断,菲永不会妥协,民众也不会妥协,法国将长期陷入对立和动荡之中(当年英国的罢工持续一年之久,一万多人被捕)。要知道,此前历任政府的改革力度都远远小于他的政纲,但照样以失败而告终。
比如2006年为了增加年青人就业而推出的《青年就业法案》,可以说改革力度小得不能再小了,就引发全法国长达数月的抗议示威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示威人数从开始的20万人上升到300万人。当全法国进行第二度大罢工时,不过一周,最终这个已被希拉克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被宪法委员会宣布法案合宪的改革方案被废除。
除了制度因素外,菲永还未必一定能赢得大选。现在一般估计,共和党的菲永将和极右政党国民阵线的候选人勒庞女士一同进入第二轮。菲永要想获胜,前提条件就是多数左派选民转向他,就如同2002年大选的翻版。如果他不能得到左派的支持,极右胜选的可能性就很大了。毕竟连续四年多的选举中,国民阵线得票都是第一,只是因为左右政党联手才败北。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共和党初选于贝领先的原因。因为他的观点温和,能够被左派接受。认为他可以击败社会党和国民阵线。
但是菲永的政纲在左派看来完全无法接受,个个都在挑战左派极为重视的价值观和他们多年来奋斗的成果。在他们看来,菲永和极右的唯一区别就是他不会退出欧盟,不会退出欧元区,其他可谓一丘之貉。所以当菲永和极右在第二轮对决时,左派政治人物可能沉默,左派选民可能选择弃权。从政党心理讲,右派如果这次胜了,假如五年治理失败,有机会取而代之的是极右,而不是左派。但假如极右胜选了,五年后民众如果失望,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左派。
这就为极右胜选创造了条件,常态而言,极右势力支持者的政治参与热情和积极性很高,投票率也远远高于传统政党的支持者。当然,即使最后菲永险胜,其低得票率也会影响到他的合法性和改革的能量。如果败选,则根本没有实行改革的任何机会。
今天的法国包括西方,绝非一两个政治人物所能改变的,它必须首先改造这个体制。就如同1958年复出的戴高乐,要首先重造宪法,进行脱胎换骨的制度改造。只是今天的法国就如同本文开篇哪位出租车司机所言,已经病得太严重了,它还有被挽救的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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