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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特朗普是西方对自己的最新一击
——美国观选之三
关键字: 美国大选特朗普西方民主布什主义阿拉伯之春美国总统选举当地时间4月19日,又是一个星期二,特朗普拿下了纽约州初选——这是美国总统参选人最大的票仓之一。根据4月15日全国广播公司/华尔街日报/马里斯特(WNBC/WSJ/Marist)公布的民调结果,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选民中的支持率为54%。不管他是否最终能够入主白宫,仅仅凭借强大民意的支持,以及在激烈的竞选中脱颖而出、一路领跑的事实,就已经震撼了整个西方。
经济学人智库已将特朗普当选列为2016年全球三大风险之一,其得分和伊斯兰教圣战士进行恐怖主义活动一样高——风险排名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前。在法国,87%的民众反对他,83%的民众认为他非常危险。英国甚至出现超过50万人联署,要政府下令禁止特朗普进入英国。
欧洲政界更是打破不干涉盟国内政的惯例,罕见以激烈的言词表明立场。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语出惊人:“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民粹主义者。欧盟和美国都没有做好准备‘迎接’这样一位新总统。”“让这样的人掌握了权利,他是有能力做出极其危险的政治决定的”。虽然最后舒尔茨自我矛盾地说:“我并不是为民主的稳定性而担忧,我是担心这样的民粹主义者上台后会引发何种的破坏性。”
事实上,真正令西方担心的恰恰是特朗普现象对自己制度的否定和冲击。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外有中国模式强势崛起引发的制度竞争,内有一系列深重危机的历史时刻,西方的担心不无道理。
特朗普拿下纽约州初选,距离总统梦又近了一步
布什主义带给美国的第一击
二十一世纪到来后,西方赢得冷战带来的优势红利似乎一夜间消失。先是美国无法通过选票选出总统,而不得不靠最高法院有争议的判决。紧接着便是美国自内战以来,本土首次遭到袭击——9·11恐怖事件。被打懵而又恼羞成怒的美国露出了自己西部牛仔文化的底色,以举国之力向神龙见首不见尾、孤狼分散作战的恐怖分子发动单边全面战争,并进而以反恐之名将战争无限扩大。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仅程序缺失(未经联合国授权),还伪造了莫须有的理由(虚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争议的手段(用军事外力而不是内部民众革命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收获”了惨重的后果(无政府状态、长期动荡、伊斯兰国崛起)。一国政府犯下如此多的错误,不仅削弱了国际形象,也重创了美国制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其实,美国的行为和当年苏联出兵捷克性质完全相同:用武力强行输入一种制度而不是为了占领土地。一直到今天,盖洛普在全球所做民调都显示“美国是对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国家”。
这里要说一句的是,西方经常宣传民主国家很难对外发动战争,因为要说服大众,有分权、监督和制衡,还有自由媒体以及独立司法。可是如此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小布什发动起来是多么的容易,几乎无法阻挡。二战以来,美国卷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次海湾战争、南斯拉夫内战以及后来的反恐战争,何曾有过困难?
当时美国之不受欢迎,在《魅力攻势—看中国的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科兰兹克著)一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2003年10月布什总统访问友邦澳大利亚,结果在机场、行经的路上、美国大使馆门前挤满了抗议的人群。他在澳大利亚国会的演讲还没有开始就被议员的抗议声所淹没,以致于警察不得不把享有豁免权的参议员推出会场。
2003年布什访问澳大利亚,抗议者与警方发生冲突
相对照的是,仅仅几天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来到澳大利亚,成为在国会演讲的第一位亚洲领导人,而且没有人捣乱。就是一向对中央政府敌视的所谓流亡藏人组织也一改敌对态度,花重金在一流报纸买下整版广告:“我们欢迎您来澳大利亚,希望您的访问成功、愉快”。
布什总统的单边外交政策和两场反恐战争只是对民主制度的第一击,但由于西方长期居于优势地位的惯性,以及舆论普遍认为只不过是小布什的个人原因,所以这一击的效果并不致命。但2008年就在西方认为终于可以终结小布什时代之时,一场百年一遇的经济大危机席卷了整个西方。
这场危机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后果之严重堪称二战以来首见。其对西方模式和价值观打击之大也是二战后空前的。“华盛顿共识”随之破产,再没有人相信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假如这场危机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恐怕就不会有“苏东坡”。
西方的全面经济危机引发一个谁也想不到的效果:一直迅速发展而又不被西方过度关注的中国再也无法隐身。在笔者看来,这场危机令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和重要性提早了至少十年。这个局面是中国和西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中国本希望继续韬光养晦,西方则希望继续维持自己独霸的地位。结果却是中国成了另一个选项,“北京共识”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谈论。
为了应对危机,西方也是竭尽全力。包括2008年选出第一位黑人总统。确实,在一个实行了黑奴制和种族隔离制度两百年的民主国家居然能选出一个黑人总统,自然有相当正面的影响。然而,奥巴马的八年并没有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奥巴马第一次竞选时,提出要在第一个任期把当时10万亿美元的债务减少一半至5万亿。结果四年后不但没有减少反倒剧增至15万亿美元,现在则高达19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的经济总量。根据西方的标准,债务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不能超过70%,否则就易发生经济危机——所以说该指标已经达到100%多的美国仍然没有摆脱经济危机是有道理的。
与此同时,贫富差距继续扩大,2015年,中产阶级第一次成为绝对少数。整个社会的不满和愤怒持续上涨。不妨以3月15日佛州选举为例。这虽然是卢比奥的家乡,但他却惨败于特朗普,随后不得不宣布退选。在这个州,对联邦政府不满和愤怒的人数竟然超过90%!但佛州并不是唯一。所以这种社会情绪在2016年大选进行全面的释放并不例外,即特朗普的崛起。
阿拉伯之春——对西方民主的第二击
除了选出奥巴马,历史还给了西方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即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
本来,2008年的经济危机重创了西方,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却仍然以“民主”之名爆发。这对西方倍受批评和质疑的制度模式实是雪中送炭,只要应对得当,完全可以因势利导,逆转不利于自己的时代潮流。然而西方纠结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的内部张力,在地缘政治上又判断失误,把千载难逢的一手好牌完全毁掉。
先是法国支持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直至最后一刻——除了大量提供镇压民众示威的防暴武器,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还在国会要求派警察去突尼斯传授如何应对。但当本·阿里真的垮台乘机要到法国避难时,却被拒绝入境。从全力支持到完全抛弃,竟是如此的残酷无情。
随后美国面对长期的盟友——埃及的穆巴拉克,保持了“中立”:既不公开要求穆巴拉克下台,也不公开支持民众。显然面对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冲突,美国也只能束手。而当埃及的民选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后,美国不但不承认这是军事政变,对军方的援助也一直没有停止。后来当巴林之春发生时,就在巴林驻有舰队的美国,不但无视巴林政府的血腥镇压,更对沙特组成的扑灭巴林之春的海湾联军不置一词。到此时,西方满口“民主”、“人权”的真面目暴露无遗,对其价值观的反作用力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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