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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之争:“中国模式”还是西方民主?
关键字: 中国模式西方民主印度民主法治中国震撼张维为GDP阿马蒂亚·森印度司法民主种姓制度真是要拍案惊奇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落后于西方,这些自由派的学者们又是如何说辞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采用一个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它解决不了,这个制度还有何意义?过去的中国,也是自给自足,百姓也习于安贫乐道,男女严重不平等。但今天的中国何以就变的如此进取?更何况种姓制度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反现代化的落后制度,直接制约着印度的发展,而不是一个普普通通无关大雅的小事一桩,悲惨的低种姓无奈的接受并不是什么“安贫乐道”可以形容的。做为一名学者,不应该为印度寻求开脱,而是要义正言辞的谴责、讨伐,要讨论印度究竟采取什么制度才能改变。想当年,中国存在收容遣送法时,存在劳改法时,这些自由派是什么立场?可否有对印度的理解和宽容?可否有人说这是中国的文化,不能改变?
这里,需要展示一下印度的种姓制度的当代之恶:种姓层级最高的婆罗门不及人口的4%,却占有七成的司法权及接近半数的国会席次。在天灾时,贱民亦饱受歧视,得不到最基本的援助。如在2008年8月,印度比哈尔邦的阿拉里亚发生水灾,然而由于阿拉里亚为贱民的集中地,灾民得不到地方政府的任何协助,令大量灾民死于水灾当中。
一份旨在展现印度长期受歧视种姓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数据表明: 在2001年,印度全国平均识字率为63%,而最低种姓的识字率却只有55%。
最低种姓儿童疫苗注射水平于2001年为4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个百分点。在1995年到2005年的十年间,最低种姓的贫困率从49%降至了39%,虽然降幅大于全国平均的8%,但其还是要高出2005年的全国平均值27%。
这样的罪恶,印度的民主制度居然束手无策,请问,这种制度的优越性何在?存在的必要性何在?张千帆教授一方面承认民主制度无法改变,另一方面却要为这种制度辩护,究竟又是为何呢?我们是否可以学一学张千帆教授来为中国辩护:中国是人情社会,所以这样的文化存在腐败不可避免,和现行制度无关,也是无法改变的?
对于秦晖教授的说法更是值的商榷。相比于印度,中国搞的可是纯粹的社会主义,还发生了十年文革,何以中国就能够比印度早十多年走向市场经济?何以中国就能创造经济奇迹?
张千帆教授还认为:“对于印度这样的多族群、多信仰、多语言国家,维护了60多年的和平统一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大饥荒’‘大革命’及各种折腾人民的政治运动;如果在印度实行威权政治,只怕早已内战频仍、分崩离析”。
维护国家和平统一就能被视做了不起的成就,哪么,这个世界上究竟有几个国家做不到呢?除了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还有谁呢?朝鲜也做到了啊。难道这就是金氏家族了不起的成就?
说到大饥荒,这是中国的悲剧。但是否可以用来说是印度的制度优于中国?不妨看看这个数据: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研究显示:新中国遭遇的国际封锁和压力,比几乎同时独立建国的印度要大得多,但恰恰是这种复杂和危险的局势,反而锻造出中共更为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应对危机、战胜难局的能力。在上述区间里(1952-1978),中国比印度少死了一亿人口,而这不过是中共创造的诸多奇迹之一。
自由派学者大都认为大饥荒是中国六十多年来最大的执政失误,哪么,印度在民主制度下,在正常的状态下,却比中国多死亡一亿人,又该如何下结论呢?
最后本人还有一问,假如印度和中国的状况正好倒过来,张千帆教授们还会对这些问题持同样的立场吗?是不是会说:“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族群、多信仰、多语言国家,维护了60多年的和平统一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任何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更没有种姓制度;如果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只怕早已内战频仍、分崩离析”?
好了,其实用不着再多说什么,各位也已经明白张千帆教授此文,但为了完整,还是把他剩下的四个方面列举如下:四是用个人观感代替客观判断,用一两个事件、一两次聊天、一两组不靠谱的数据,就给民主转型整体打不及格。五是单边抹黑、拒绝对照,在大肆抨击别人的时候绝口不提自己的问题。六是曲解别国制度,混淆视听。七是不择手段自我美化,用管制下的舆论来吹捧管制。
这只是题目,看到这些颇有些人身攻击色彩的用语,真的很难相信这是旅美十五年、北大的法学教授。
剩下的四个方面,有几个观点,还是值得一说。在谈到中国的腐败时,他有这样的结论:“民主的腐败再严重,也不及专制的腐败严重”。“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再糟糕也比专制好并不为过”。看到这样的话语,凡是经历过文革的,无不悚然。颇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感。新加坡一向被认为是专制国家,哪么,请问有几个民主国家可以比的上新加坡呢?脸书的创始人之一宁可放弃美国国籍,也要变为新加坡人,难道是因为“民主再糟糕也比专制好”?张千帆教授此语,才是违反基本常识。反倒是出身印度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对民主制度非常的事实求是,他在中印比较之后说:印度的穷人更缺乏生活保障,那是因为印度民主运作失灵,只有中上阶层的少数人参与政治,这些人只关心自身阶层的利益,而穷人参政不足。
文章的结尾,张千帆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结论:“不论国内‘左派’对民主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民主都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绕不过的坎儿”。
假如十年以前,有人这样讲,我还能理解。毕竟,就算是第三世界国家学习西方鲜有成功者,但西方自己的表现还是过的去的。但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来,中东在民主化浪潮中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再听到这样的观点,真感到是反讽。
事实上今天的西方民主正面临着巨大的坎:整个体制已经难以有效运行,美国无法解决借贷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欧洲无法解决借贷维持福利的社会模式。欧美都是寅吃卯粮。但谁都知道这种模式根本不可能持续。但却无法改革,否则谁就会下台。希腊在外在压力下不得不进行五年的痛苦改革,结果最终忍无可忍的百姓把极端政治力量选上台,希腊危机正在演变成整个欧盟的危机。
西方的民主制度要想成功,主要取决于如何制约民众的权力。政治精英非常明白问题之所在,但为了赢得选举,不得不迎合民众的贪婪。明明国家需要紧缩开支,减少福利,法国总统奥朗德却提出以增长化解问题的方案,结果执政三年来,增长的只有失业率。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的制度设计中没有制约民众的手段,只能靠民众自我约束。所以同样是民主制度,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好逸恶劳,国家纷纷走向破产的不归路。德国和瑞士民众勤劳,克制,甚至可以公投否决延长带薪休假的提案。只是这样的民众放眼全球只怕是凤毛麟角。
除了体制问题,西方文明更由于出生率的原因走向衰亡。美国到2042年,传统白人将变为少数。欧洲也大约在同一时期,不同宗教、不同价值观的穆斯林将成为绝对多数,而他们将轻易通过选举取西方文明而代之。在可预见的未来,西方的制度和它的文明都将成为消逝的历史,还怎么可能成为中国要必须过的坎呢?
客观而言,我们批评民主,不是因为什么爱恨情仇,而是因为这个制度不适合中国,而且历史也已经证明,总的来说,它也不适合广大的非西方国家。这里本人十分感念十几年前康晓光先生以无比的勇气和先知先觉所提出的“中国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的判断。今天看来,中国显然接受了这个论断,保持了足够的清醒。我们也相信,中国将以自己的成功跨过西方都跨不过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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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朱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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