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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岸书:“异形”的变异
关键字: 《异形:契约》《异形》系列《星球大战》【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石岸书】
对于最新上映的《异形:契约》来说,我们走进电影院,是去看什么?
废话,当然是去消费。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异形》系列电影既是科幻片,也是恐怖片。类型片总是与一定的消费群体和消费口味对应起来的,《异形:契约》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满足了这两种类型片爱好者的消费期待。去消费,绝对值。
不过八十多岁的导演雷德利·斯科特,绝不会仅仅因为要满足世界人民的消费欲而去折腾自己的晚年,这一点毫无疑问。他有更大的野心。这个野心简单来说就是,他要回应万千表情包的玩家们常提的搞笑追问:我是谁,我从哪来,我要到哪去?
当然了,最令人感兴趣的,还是电影里的“异形”形象,追溯异形的历史,或许会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部最新科幻力作。
外星生物大规模入侵电影屏幕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冷战初期的1950年代,冷战的对立、妖魔化的意识形态,以及这种对立和妖魔化所渗透的恐惧,被成功地转化到对不明生物的想象之中,于是这些丑陋恶心恐怖的不明生物,某种程度上暗含着美国主流文化抹黑共产主义的意图,例如《来自宇宙的危险》(It Came from Outer Space,1953)和《块团物》(The Blob,1958)等。
当然了,对人与非人的分类,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文明论话语中就已经被无数次实践过了。曾经,欧洲人认为非洲人和美洲人(甚至也包括亚洲人)不是“人”,例如,一个16世纪的英国探险家竟然恐怖地把南美洲的印第安人黑化成“眼睛长在肩膀上,嘴巴在胸脯中间。”总之,冷战意识形态和殖民意识形态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理解这些荧幕异形的坐标。
1979年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异形》(Alien)第一部的诞生也要放置在这样的谱系之中来参照。但是,稍微不同的是,到了1970年代后期,由于冷战的缓和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展,“异形”所涂抹的这些意识形态色彩也不那么显然了,有时,“异形”变得可爱搞笑了,代表性的作品当然要数1977年上映的《星球大战》(Star Wars)。
这部电影里有一个场景:在一个酒吧里,来自各个星球的各种各样异形聚集在那里,稀奇古怪丑陋不堪,但却新奇有趣毫不可怕。在全球化想象中,异形被奇观化,或者说被后现代化了,这一点延续至今。某种程度上,这种影像暗示着,经由这种全球化叙事,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也被裹挟其中,通过奇观化的方式消融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异质性。而这种变化,与1970年代后期所展开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成功地把社会主义阵营裹挟其中进而击垮苏联的世界史进程隐秘呼应。
《星球大战》系列与《异形》系列关系密切。1977年的《星球大战》里有三类角色:异形、人类和机器人。但三者关系相当融洽,机器人R2和C-3PO都呆萌可爱,忠诚于人类,而异形则与人类“大杂居小聚居”,互相之间习以为常。
1979年的《异形》则故意反其道而行之,机器人看似忠诚于人类,实则包藏祸心,相当“反人类”,而异形则延续了冷战中的意识形态化的形象特质,极其恐怖,以人类为食,但异形必须寄生人体才能孕育,机器人又是人类的造物;总之,三者之间相爱相杀,这种复杂关系一下子把《星球大战》中的圆满自足的幻想颠覆了,从而开创了迥异的影像风格。
这种独特的影像风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异形》暗含着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意味。电影里最大的幕后黑手是维兰德公司,这是一家资本极其雄厚的跨国垄断巨头,为了公司利益,它不惜以人类生命为代价来保护异形。“异形”的恐怖食人的形象隐喻着资本主义本身。
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马克思主义的“异化”(Alienation)理论:资本主义使一切都异化了,经济、政治、文化各个层面都处在日益加剧的自我异化之中。于是,异形这个“漂浮的能指”有了双向含义:一方面异形的影像谱系包含着黑化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异形又用来批判资本主义本身。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想象中,外部批判逐渐消失,一切批判都逐渐转变成为自我批判。
《异形2》(1986)、《异形3》(1992)和《异形4》(1997)都并非雷德利·斯科特所执导,且本质上并没有新的开拓。反倒是1982年斯科特执导的《银翼杀手》(Blade Runner),与他在2012年推出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和如今上映的《异形:契约》(Alien:Covenant)关系更为密切。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初潮与新兴的计算机/网络工程、生物遗传工程等新科学携手同行,此时冷战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已经松弛而乏味,资本主义阵营曙光在前、胜利在望。《银翼杀手》的诞生与此密切相关。这部电影讲的是,在全球化和高新技术已经高度发达的未来,人类杀手德克追杀仿生人的故事,最后发现,德克自己也是仿生人。电影中一个关键情节,是人如何甄别仿生人,但讽刺的是,甄别者自己其实就是仿生人,这暗示着人与仿生人之间的复杂模糊的关系,于是,“什么是人,如何定义人”诸如此类的形而上问题,就成为这部电影的内核。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后人类”的问题,这个“后人类”的问题30年后成了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问题。而当斯科特把具有复杂意识形态含义的“异形”和“后人类”问题组合起来的时候,激发了更多可能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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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宋煜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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