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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我访华之后,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关键字: 尼克松访华周恩来毛泽东人民大会堂上海公报基辛格中美关系在人民大会堂同周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谈,由于临时插入的同毛的会见而被打断了,我们只来得及就会谈进行的方式泛泛地商量了一下。周喜欢的方式是,一方在一次会谈中阐明他们对某个问题的观点,另一方则在下一次进行回答。
这次访问最困难和需要小心对待的部分是发表联合公报。我重申了我们对这件事采取讲求实效的态度。“像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首脑会议,”我说,“通常的做法是,像我们就要做的那样开几天会,经过讨论,像我们也会做的那样发现意见的分歧,然后发表一篇含糊其词的公报,把问题全部遮盖起来。 ”
“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不仅欺骗人民,而且欺骗自己。”周回答说。“当国与国之间的会议并不影响世界的前途时,这样做是可以的。”我说,“但是,我们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并且会对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产生持续多年的影响。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并不幻想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发动一个过程,它将使我们能够在今后解决其中的许多问题。坐在这间屋子里的男男女女为了一次已经获得成功的革命作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我知道你们坚信你们的原则,我们也坚信我们的原则。我们并不要求你们在你们的原则问题上让步,就像你们不会要求我们在我们的原则问题上让步一样。 ”
或许是因为我提到了对立的原则,周想起了一件往事,他说:“正像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当年不想这样做。 ”
我反驳说:“可你说你也不愿意同他握手啊 !”
周答道:“不一定,我本来是会握手的。 ”
我说:“那好,让我们握手吧 !”于是我们隔着桌子又握了一次手。
这个话题似乎使周兴奋起来了。他接着说:“杜勒斯的副手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先生想搞不同的做法,可是他不想违反杜勒斯定下的规矩,所以他只好用右手拿了一杯咖啡。因为一般人不用左手握手,他就用左手摇了一下我的手臂。”在场的人,包括周自己,都笑了起来。他又说:“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怪你们。因为国际上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 ”
我附和说:“我们已经冲破了老的格局。我们是根据每一个国家自己的行为来看待它的,不是把它们统统归在一类,说它们因为有这样的哲学,所以都是一团漆黑。我想老实告诉总理,因为我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成员,我当时的观点同杜勒斯先生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后来世界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国的关系也必须改变。正如总理有一次对基辛格博士说的,舵手一定要顺应潮流,否则他会被淹死的。 ”
一小时后,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彼此又碰头了,这时中国方面的人好像自在得多了。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访问已经得到毛的正式认可,也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合得来了。
我在祝酒词里试图用理想主义的语言来表述对华主动行动的实用主义基础。我说:
过去我们有时候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讨论我们的分歧时,我们双方都不会在自己的原则上妥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
因此,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在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齐步走,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走向同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与正义的世界结构。……全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在倾听着。全世界在等着看我们将做些什么……
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支配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伟大境界的高峰,缔造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时候了。
在双方祝酒后,乐队奏了《美丽的亚美利加》。我说,这是我在 1969年为我的就职典礼挑选的一支歌。周举杯说:“为你的下一次就职干杯 !”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会晤时,我提醒周说,尽管他可能会从美国报纸关于这次访问的一些报道中看到什么说法,但我对目前的情况并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我们说,中美之间的新关系是由于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友谊。大部分相当天真的美国报纸也相信这种说法。但是总理和我都知道,光是友谊不能成为建立关系所必须依靠的基础,尽管我觉得我们个人之间是有友谊的。我记得当我还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时,有一个法学教授说过,任何契约的效力只相当于有关各方愿意遵守的程度。 ”
周一动不动地坐着,注意倾听,面部毫无表情。
“我认为中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都急切需要美国把自己的军事设施大致维持在现有的水平上,”我说,“除了某些例外情况我们以后可以讨论外,我认为我们应该维持美军在欧洲和日本的存在,并使美国海军留在太平洋。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利益同美国的利益一样大。 ”
这番话果然达到了我原来的目的,引起桌子对面中方人士中间一点小小的骚动。
“让我现在作一个比喻,希望这不会引起反感。”我接着说,“我是一个教友会的教徒,尽管不是一个很好的教徒。我相信和平。我的全部本能使我反对庞大的军事机构、反对军事冒险。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总理是贵国那种哲学在当今世界上的主要发言人之一,所以他只能反对美国这样的国家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但是,我们两个人都必须把自己国家的生存放在首要地位。如果美国削减它的军事力量,如果我们从我提到的世界上那些地方撤退,那就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危险——中国所遭受的危险甚至会更大。 ”
“我并不想硬说苏联的现领导人有怎样的动机,”我说,“我只能尊重他们自己的说法。但是我必须依据他们的行动来制定政策。就核力量的对比而言,苏联在最近四年来一直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决心不使美国落在后面。如果我们落在后面,我们对欧洲提供的保护盾牌、对太平洋地区同我们订有条约的各国所提供的保护盾牌就会变得毫无价值。 ”
在把这种分析运用于美国的对日关系问题时,我说中国人是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来确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他们要求美军撤出日本,废除美日共同防御条约,从而使日本处于中立和没有武装的地位。
“我认为总理依据他的哲学,已经在日本问题上毫不含糊地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我说,“并且我认为他还不得不继续采取这种立场。然而,我希望他理解我为什么强烈地感到我们的对日政策符合中国安全的利益,尽管这种政策同他信奉的哲学学说是矛盾的。
“美国可以离开日本的近海,但是其他国家仍然会在那里捕鱼。如果我们让日本赤手空拳,缺乏防务,它就不得不转向别国求助或者建立自卫力量。如果我们缺乏同日本的防御安排,我们在与它有关的问题上就发挥不出影响了。 ”
“如果美国离开亚洲,离开日本, ”我说,“那么我们的抗议,不管多么响亮,也只会是一阵空炮,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抗议的声音远在几千英里以外,是听不见的。 ”
“我知道我刚才描绘的一幅图景使我听起来像一个老牌的冷战分子。”周听到这一句轻轻一笑,我接着说,“但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世界现状。分析起来,正是这个世界现状使我们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来了,不是由于哲学概念,不是由于友谊——尽管我认为友谊是重要的——而是由于国家的安全。在我提到的这些方面,我认为我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
中国人对苏联既有极端的蔑视,又有相当大的担心。周完全意识到我在去莫斯科之前先来北京的象征意义和影响,他看到苏联报纸谴责我这次访问,感到非常高兴。“你先到这里来,”他说,“莫斯科气得要命 !他们广泛动员他们的人、他们的追随者,来骂我们。让他们去骂吧。我们不在乎。 ”
后来,当他的激昂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松弛下来以后,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这事发生在 1969年一次中苏边界冲突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同苏联之间有一条热线,但由于克里姆林宫从来不用,这条热线已经变成了冷线。然而在珍宝岛事件发生时,柯西金拿起电话,要同我们通话。我们的电话员答话时,他说:‘我是柯西金总理。我要同毛主席讲话。’电话员完全自发地答复说:‘你是修正主义者,我不给你接电话。’于是柯西金说:‘既然你不肯接主席,那么请你给我接周总理。’可是电话员还是用那句未经请示的话答复,把电话挂断了。 ”
我们会谈进行到大约一半的时候,周吃了几粒白色的小药丸。我猜想这药是治他的高血压的。我对他思想的敏锐和耐久的精力有很深的印象。我注意到随着下午会谈时间越来越长和译员低声地讲个不停,双方的一些年轻人开始打瞌睡,然而 73岁高龄的周在四个小时的会谈中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机警和全神贯注的神态。
“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印度支那。全世界都在注意那里发生的事。”他说,“民主党想给你制造困难,说你来中国是为了解决越南问题。这当然是做不到的,我们没有资格在会谈中解决这个问题。 ”
我表示完全理解我们会谈的局限性,并且对于在北京能解决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不抱幻想。“这个问题很简单,战争拖下去,唯一得到好处的是苏联。 ”我说,“他们要把我们拖住,因为他们想借此扩大他们在北越的势力。从我们得到的所有情报来判断,他们甚至可能在怂恿北越坚持打下去,不要解决问题。 ”
周明确表示,在他看来,我们从越南撤得越晚,撤退就会越困难,结果对我们越不利。他知道北越人的坚韧性。“胡志明是我的老朋友,”他说, “1922年我在法国就认识他。”周指出我曾经承认戴高乐撤出阿尔及利亚是明智的;他认为撤出越南是唯一正确的做法,虽然这样的决定会使我在国内政治斗争中遇到困难。他说:“只要你们继续推行越南化、老挝化和柬埔寨化,只要他们一天继续打下去,我们就不能不继续支持他们。 ”
我扼要地说明了美国的立场,我说:“不谈那些 8点、 5点、 13点和其他什么点,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我们建议的实质。如果我能同北越的领袖,不论他是谁,面对面地坐下来谈判,我们就可以商谈停火和遣返我们的俘虏,从那天起六个月内把全部美国人撤出越南。我还想指出一点,这项建议我们早在去年年中就向北越人提出,可是他们拒绝了,并且坚持除军事解决以外,同时必须由我们强制实行政治解决。 ”
我说:“我知道人们可能有相反的看法,但是我们的国家有自己的处境,世界上有些国家的防务要依靠我们,如果我们不守信义,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不配做朋友,全世界的人民就不能把我们当作可靠的盟友。 ”
在我同周进行会谈时,帕特的日程也排得很满,其中包括参观北京动物园和颐和园。当晚我们在宾馆碰头时,她说虽然她遇到的中国人都很客气和有合作的愿望,但她感到对我们的接待多少有点拘束,不让她同外面的人接触,只有在北京饭店参观厨房时她才接触到官方陪同人员以外的人。我们谈到这次访问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巨大问题,不仅从他们同苏联、北越和整个共产党世界的关系方面来说是如此,而且从他们的国内政治方面来说也是如此。 20年激烈的反美宣传不是在一夜之间就能够消除的,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使中国的群众消化北京提出的新路线。
那天晚上,周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陪我们去看舞剧。他们安排了一场专场演出,是由江青设计和搬上舞台的大型节目《红色娘子军》。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不过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
当我们就座的时候,周提到 1965年赫鲁晓夫来看过这出戏,就坐在我现在坐的地方。他突然纠正自己的话说:“我指的是柯西金,不是赫鲁晓夫。 ”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说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儿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到中国来 ?”当时,芭蕾舞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 1959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思》,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让奴隶取得了胜利。
每天晚上的社交活动以后,基辛格同副外长会晤,逐字逐句地研究正式公报的每一个新草案。有时周同他们一起工作;有时基辛格走过两栋宾馆楼之间的小桥来向我汇报他们取得的进展或者遇到的问题。由于晚上还要进行这些谈判,我们都睡不了多少觉,基辛格则几乎完全没有睡觉。
台湾问题是对双方的试金石。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够抛弃台湾人;我们承担了义务,保证台湾地区享有独立生存的权利。中国人同样决心要利用公报来毫不含糊地声明这个岛屿是属于他们的。这正是我们在确定起草公报的方法时所应当考虑的那种分歧:我们可以申述我们的立场,他们可以申述他们的立场。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国内的政治考虑促使基辛格和我试图说服中国人,让他们感到有必要搞得温和一些。
我们知道,如果中国人在公报里对台湾提出非常好斗的主张,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的拼命攻击。如果这些集团在总统竞选的前夜找到这个共同的理由,整个对华主动行动就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不论我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就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因此,在同周举行的正式会谈中,我很坦率地指出,公报如果在台湾问题上措辞强硬,势必会给我造成怎样的实际政治问题。
我们知道在现阶段还不可能就台湾问题达成协议。尽管双方可以同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北京政府和台湾地区都保持的立场——我们却不得不反对北京使用军事力量把台湾地区置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
我们长时间的讨论得出了我们预料的结果:双方都认为存在着分歧,这些分歧要在公报中反映出来。主要由于基辛格的谈判手腕和周的通情达理,中国人终于同意采用十分缓和的公报措辞。
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儿也不骄傲自负。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甚至连江青也不例外,当我对她说她的芭蕾舞给我多么深刻的印象时,她也说:“我高兴地知道你觉得它还可以,但是请你讲一讲有哪些地方要改进。”周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多。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他们有意作出决定要保持谦虚,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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