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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朝阳:祁同伟自杀,当年的“人民英雄”只剩“英雄”
关键字: 人民的名义反腐祁同伟自杀侯亮平只有两次勉强算是有关系:第一次,侯亮平身在北京,通过网络的现场直播,直击大风厂事件的前前后后;第二次,检察院的清洁女工给停职检查的侯亮平隔着门偷偷塞信,支持他英勇反腐。大风厂工人和作为“朝阳群众”的清洁女工,可以说是“人民”了,然而,极有意味的是,侯亮平与他们没有直接互动,他们之间仿佛总是隔着一堵墙。
倒是祁同伟,却是时常与人民群众发生关系:他出身贫苦农村,与乡亲始终保持密切关系;缉毒犯险,被人民群众直接救助;身为公安厅长,他赶赴大风厂,应付工人闹事。如果说祁同伟是从人民群众中走出的叛徒,那么侯亮平却是从中央空降地方的外来客,与人民群众缺乏实质联系。
我们不禁要问一问,这位没有前史的英雄,何以能够如此英勇、如此坚定不移地反腐?祁同伟和侯亮平同为政法大学的同学,并先后进入党政机关,接受党的教育,为什么祁同伟没有坚守信念,而侯亮平却做到了?或者说,为什么不是出身穷苦农村、前史坎坷的祁同伟坚守了信念?
如果从中国现代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常规出发来看,如果祁同伟成为“人民英雄”,反而是更可以理解的。祁同伟出身贫寒,生死存亡之际被人民群众救助,他回过头来反哺人民,为人民服务,这就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本更倾向于给出的故事。
但是,在处于市场经济中的当代,这个故事被逆转了,来自人民群众中的“英雄”反倒更容易腐化,走向对立于“人民”的覆灭之路。这种奇怪的反转,对于深谙主旋律创作的周梅森来说,的确是意味深长的。
“英雄”与“人民”
《人民的名义》中,侯亮平初到汉东,与祁同伟、高小琴第一次交锋,祁同伟主动提出了“秦皇汉武”的问题:历史到底是人民创造的,还是英雄创造的?祁同伟说:“中国几千年历史,就是由英雄创造的,唐宗宋祖,秦皇汉武,顶多再加上个成吉思汗,对不对?老百姓在哪?几千年了,谁知道老百姓在什么地方?”
推古及今,祁同伟也许还有这样的追问:“如今中国的改革伟业,又是谁缔造的?”只见侯亮平略一沉吟,机智地回答:“我就是老百姓啊,我不就在这吗?”
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问题,曾经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中数度引发争议。毛泽东早就宣告:“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论断在“文革”期间,极端化为“奴隶创造历史”与“英雄创造历史”的对立。
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们开始指出,“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人民”与“人人”、“所有的人”,当然并不一致,譬如说,“人民”就不会包含“所有的人”中的剥削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英雄。重要的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信条,也是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允诺。
祁同伟这番台词的设置,是在向我们暗示,他的“英雄”抱负及其覆灭,是与他的历史观密切相关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祁同伟的“英雄事业”是背弃人民的事业,他不只是违法,作为共产党员,他也背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和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允诺。但无论如何,祁同伟这个人物让我们看到“人民”的身影,我们能够看到他所站立的大地,看到他所置身于其中的“人民”,他是在与“人民”的搏斗中背弃了“人民”、因而必将覆灭的一个“英雄”。
另一边,侯亮平虽自我认同为老百姓、认同为人民群众,但他作为英雄所体现的“人民性”却模糊而抽象。作为一部重申中国共产党信仰的主旋律大剧,侯亮平的英雄形象不该是好莱坞式的孤胆英雄,二者应有区别,因为侯亮平不只是英雄,还是人民英雄,他是在以“人民的名义”反腐。
侯亮平这一“人民英雄”的模糊和抽象,在于缺乏对于他作为“人民”的那一面的具体刻画。归根到底,“人民英雄”的模糊,在于剧中对“人民”的表现是模糊的,“人民英雄”的抽象,在于剧中对“人民”的表现是抽象的。
在剧中,“人民”的集中出场,只有一处,那就是大风厂的工人,但他们也只是作为被动的客体被叙述。唯有真正地去刻画人民的主动性,刻画人民与英雄的真正互动,正如我们具体细致地刻画祁同伟与人民群众的互动,侯亮平这个“人民英雄”的形象才能更真实、更丰满,才能够使一些同情祁同伟的观众,转而喜爱侯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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