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以关系走向何处？

1978年9月17日，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斡旋下，埃及（萨达特政府）和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六个月后，两国签署《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于1980年1月26日正式建交。而在此之前，埃及与以色列关系的主线是战争，最早可追溯到1948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在1973年以赎罪日战争达到顶峰。因此，埃以两国实现和解，被视为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部分。

但是，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让埃及在中东的地位付出巨大代价。阿拉伯世界将《和平条约》视为“耻辱与背叛之条约”，指责埃及的单边行动背叛了阿拉伯在巴勒斯坦问题的一致立场，使以色列巩固了其在阿拉伯领土上的存在。因此，为了结束埃及被阿拉伯世界隔离，恢复埃及在中东事务的领导地位，穆巴拉克执政时期将巴勒斯坦问题作为其重要的外交议题。

1978年9月17日，前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前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在美国斡旋下签署戴维营协议，六个月后，埃以正式签订和平条约——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第一份和平条约。图自美联社

同时，必须承认的是，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兼具务实性与复杂性的特殊关系。要想真正实现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不仅是政府间的行为，还需要民间的支持。但现实中，埃及民间对以色列的敌对，成为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的最大阻碍。

埃及国内舆论不断呼吁修改或废除条约，成为执政当局面临的来自国内反对派的最大挑战之一。2011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埃及民众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54%的埃及人希望取消《埃以和平条约》，甚至该条约不受到埃及人的欢迎。”【17】2023年11月，埃及国家会议议员在会议上表示，“我们（埃及与以色列）达成了一项协议，该份协议对于埃及国家利益没有带来什么好处时，我们应该把它撕掉”。【18】在这部分人看来，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缓和有利于实现执政当局的利益，但对国家利益没有好处。【19】

2004年，埃、以、美三国签署合格工业区协议，是埃以和平协议签署以来的一大突破。但即便如此，埃及国内仍不断批评穆巴拉克的对以政策，他们并不认可这种突破与转变。【20】埃及《金字塔报》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经济专家Ahmed Al-Sayed Al-Naggar认为：“自《戴维营协议》以来，合格工业区协议是埃及历史上最有害的协议。”【21】

2005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天然气出口协议，再次引发埃及反对派的施压，因为埃及向以色列出口低价天然气，而以色利再以更高的价格出口天然气，这被视为破坏埃及利益。去年，两国间的贸易额达2.7亿美元，其中以色列向埃及出口量为1.15亿美元。【22】尽管双边保持经贸往来，但合作仍受很多限制，主要原因是埃以民间关系无法正常化。

为了应对埃及社会的反以情绪，穆巴拉克时期曾一方面维持与以色列的和平关系，另一方面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扮演积极角色，以此减少来自国内反对派的压力。

“阿拉伯之春”期间，埃以关系的挑战更复杂，如伊斯兰政治力量崛起、西奈半岛极端主义威胁、社会变革等。尤其是2011年穆兄会在埃及上台，是美国与以色列对和平条约能否维持的最大担忧。在外交上，虽然穆兄会继续维持与以色列的和平关系, 但它一直被以色列视为一大威胁；特别是穆兄会与哈马斯关系密切，以色列担忧穆兄会利用政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的共同意识形态，威胁以色列的存在。2013年，埃及穆兄会遭军队政变下台。随之而来的是西奈半岛的恐怖活动增加，成为埃及与以色列的安全威胁。塞西上台执政后，埃以加强安全合作，在以色列的许可下，埃及海军和空军进入西奈，清洗当地的恐怖活动与组织。

总之，萨达特时代开启了埃及与以色列走向和平的序章，穆巴拉克时代则是巩固双边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到了塞西执政，埃以双边合作迈向更高层次，以安全和情报合作为主。自1979年至今，两国在安全和外交关系上实现的和解，表明双边领导层对推动和平关系取得了共识，但双方的民间关系仍是一大障碍。

到了本轮巴以战争，这一现象变得更为突出，埃及与以色列政府之间增添了可能爆发直接冲突的危险因素。

第一，边界安全与过境点管控的困境。埃及虽然一直避免卷入这次冲突，但拉法口岸作为加沙唯一的生命线，其开闭是埃及边境最大的安全隐患，也一直是埃以间最敏感的问题之一。战争中，拉法口岸加沙一侧遭到以军数次轰炸，严重影响物资运输。去年10月，埃及外交部长就表示，“虽然开罗保持过境点的运转，但它一直在等以色列的绿灯，而以色列并不‘合作’。”【23】

图自金融时报

在人道救援物资进入加沙的问题上，很多人认为埃及是负责援助准入的唯一方，事实并非如此。理论上，以色列没有权力控制埃及与加沙的过境点，但以色列对拉法口岸的数次轰炸，以及延缓和严格限制援助物资的通行，导致埃及陷入极其被动的尴尬境地，让外界误以为埃及也是让加沙人民遭受饥饿的加害者。

第二，以色列驱逐加沙民众的计划，更让埃以关系面临重大难题。尽管塞西与内塔尼亚胡对于削弱哈马斯这一目的有一定共识，这在过去打击穆兄会、清扫哈马斯地下通道等合作中已有体现。但当以色列宣布要控制费城走廊、将巴勒斯坦人驱逐至西奈半岛的计划时，埃及政府还是强烈抗议，不仅是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利益，也要确保双方遵守和平条约。

针对上述两个因素，埃及民众与埃及政府一致反对以色列的驱逐计划，但民众对援助巴勒斯坦不力非常不满，将愤怒情绪投射到埃及政府身上，其实也是一直以来对政府对以政策不满的延续。

埃及在本轮巴以冲突中的立场，既要展示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又要避免直接卷入冲突。因此，必须尽力控制住让局势变得更复杂的行为，以免战争扩大到埃及领土；同时，避免与以色列爆发战争，不采取任何挑衅以色列的行为，审慎处理局势。埃及与以色列走向和平，本来就是一条艰难之路，尽管有人指责这是罔顾埃及利益，但至少让两国免于战争泥淖。

想要继续维持这种和平关系，也需要以色列付出努力，尊重埃及利益，不要将埃及拖入一场新的中东战争。更何况，以色列想要在中东实现《亚伯拉罕协议》计划，与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与持久和平，需要埃及在巴以关系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目前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埃及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反思与以色列、阿拉伯的关系，作出实现更高国家利益的外交决策。从埃及开启走向实现和平的道路，这条路仍充满许多不确定性，需要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的权利，才能合上冲突这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