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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弗里敦:快餐意识形态
关键字: 米歇尔·弗里敦右翼附属意识形态幻想反自由主义政治教条主义民主缺陷你为什么称英国脱欧是文化危机?
我认为它将带来显著的经济困难,尤其是那些并不富裕的人,脱欧的大部分支持者。但是,它首先是“争夺民众灵魂的斗争”,这是没有任何讽刺味道地求助于俄罗斯流行的政治标语。英国存在一种强烈排外的、狭隘的心态要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在社会其他人身上。这将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你看到几年前简直觉得不可思议的场景:年轻的、受过教育的都市专业人士迫不及待地找到爱尔兰的、波兰的、塞浦路斯的、葡萄牙的遥远祖先以便申请双重国籍。你会看在伦敦外国领事馆前有人排队,那里有数以千计的申请者。
英国的确需要欧洲,但是,反过来也一样。英国是欧盟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欧盟内部的权力平衡将发生显著的改变。比如,英国法学家在欧盟立法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角色:有些领域如环境保护和社会政策,如果没有他们的贡献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英国法学界因为脱欧将遭到严重破坏。
现在,我们将英国与更具“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管理途径联系起来,人们似乎忘了英国是福利国家的诞生地。你强调说与很多人的想法相反,发明福利国家的是自由派而不是社会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
对的。如果你看看英国在1880年代到1914年代的国内政治辩论,有关福利存在两个不同的视角。一个是社会主义者,主要是费边社(Fabian Society)提出,它有很多精英主义和自上而下色彩,对“什么对民众好”有一套清晰的观点。它镶嵌在社会管理的“科学世界观”中。福利国家的胜利范式不是那一种而是自由派的替代选择。它由更加去中心化的模式组成,该模式将福利国家视为政府、雇主和工人之间的三方关系。
这是否受到俾斯麦德国的影响?
不完全是,因为它以民主国家的观点为中心,自下而上的利益协商。另一方面,社会党模式有严重的国家主义色彩。不同在于社会党人---这在全欧洲都一样---相信工人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赢得对国家的控制,然后万事大吉。国家而不是多元的社会被视为转型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在自由派看来,国家从来不是目标本身而是改革工具,即解决个人依靠自己或依靠纯粹的自愿性协会无法解决的问题。
1906年到1914年,英国自由派政府通过了首批一揽子福利法案。工党在1945年上台后,在此基础上修改。这次改革的重要思想力量是霍布森(J A.Hobson),我觉得他和他的朋友列昂纳德·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是20世纪英国最被低估的自由派思想家。
英国自由主义热衷于自由放任的流行认识是错误的吗?
完全错误。至少从1880年左右以来,新一代自由派就开始批评流行的自由主义形式了。他们有自己的刊物和辩论协会。我曾经编辑过“彩虹圈”(the Rainbow Circle,19世纪末伦敦的政治小团体---译注)在1894-1931年的会议记录,里面有很精彩的辩论,成员中有社会党人和费边社成员。不是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冲突,你能看到两者之间的流动性。到了1900年,所谓的自由放任模式已经被几乎所有自由派抛弃了。
北欧模式也受到英国自由派观点的影响,对吗?
更准确的说法是,这是双向的仿效竞争过程。我认为英国观点和建议更古老些,但经过30多年的发展,北欧社会主义者采用和改善了很多内容,他们的创新又回流到英国。在此期间有很多相互交流:跨越意识形态边界的知识分子中间有很多热烈讨论。
这种从经济上说更有自由意志论色彩到更进步的“社会自由主义”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工业革命的社会成本变得越来越明显。关于这个问题有大量文学作品,还成立了委员会调查工人阶级的住房和健康状况:贫困、低得可怜的工资、失业问题等都变得非常明显。与此同时,在自由派思想内部,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无论是从积极方面还是从消极方面说,个人都不能完全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存在他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因而社会有责任保护其成员免受无法控制的因素的侵袭。显而易见,智慧的立法能够矫正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负面影响。劳工运动的崛起也发挥了作用,为自由派思想的改革提供了推动力。但是,这个变化在此之前早就发生了。甚至看看像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等自由派思想家的经典著作,你就会发现对个体和社会力量之间动态关系的深刻反思。
你怎么看“古典自由主义”的观念?当今右翼自由派评论家常常求助于这个说法以便将自己和现代的进步自由主义区分开来。
通常理解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含义其实并不真正存在。19世纪中期时,经济中就有事实上的国家干预,国家主办的慈善活动、铁路国有化的尝试等。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格莱斯顿(Gladstone)就已经在自由放任范式之外行动了。自由主义的故事远比夸张的描述或简单化的争论要复杂和细腻得多。
你一直对有些人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即20世纪末期集中在经济自由上的自由意识形态重建持严肃批判的态度。
它甚至不是意识形态重建的严肃尝试:新自由主义似乎保留的古老自由主义的元素之一是特别尊重市场,但是,它错过了早期自由主义的整个文化和道德背景。19世纪的市场自由主义支持者拥有强烈的国际主义情怀,他们强调商业在克服领土边界和过时的封建机构等障碍方面的作用,认为它有助于给全世界带来繁荣。现在,我们可能正确地谴责或者嘲笑“白人责任”之类话语。虽然有很多虚伪的因素,但19世纪大部分自由派的确保留对文明、文化改良和社会进步等启蒙理想的真诚信念,而这些在当今粗俗的、逐利的新自由主义议程中很难发现。
让我们看看哈耶克在著名的《自由秩序原理》中重建的“古典自由主义”:你能在自己研究的19世纪作家中辨认出这个意识形态大厦吗?
如果哈耶克和我都在1850年死掉,我或许辨认出在我们当代人中看到他的自由主义,是的。
但是,他没有考虑后来的发展?
他抛弃了它们。他在1973年为意大利百科全书写的词条---自由主义中,他批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后期成为社会主义者。至于20世纪初期的自由派政府,那就完全偏离了哈耶克的轨道。他是非常教条主义的、老派的自由意志论者,没有时间观念,不承认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意识形态,不承认它们的发展变化。
考虑到他强调适应和演化理论,这是高度自相矛盾的。但是,在你自己的途径中难道没有矛盾吗?一方面,你说我们不能从规范的视角看待意识形态,我们应该观察它们在时间推进过程中的变化。另一方面,你似乎特别偏爱某种左翼自由主义,你将其放在自由思想分析的核心。
当我作为社会的“正常”成员谈论时,我的确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偏爱。但是,规范偏爱和方法中的价值偏爱之间存在差别。我批判种种自由主义没有意识到自身意识形态的历史:这不仅适用于哈耶克,而且适用于德国和美国的秩序自由主义派米塞斯(von Mises)。这种人总是存在,他们拥有自认为的自由主义正确理解。我的要点是,你在从更自由主义的更广泛领域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时,不能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不能不意识到自由主义包含了多种完全合理的立场,它们在特定的时间里可能是分道扬镳的。
我对左翼自由主义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偏爱,但这是米歇尔·弗里敦个人。作为分析者,我在说的是,我们面对不同版本的自由主义,有时候甲占上风,有时候乙占上风。自由思想存在更简单、更粗糙的变体,接着是更复杂、更细腻的变体。作为知识分子,我更喜欢后者,虽然未必成为政治过程中的参与者。我的方法论价值观是支持复杂性。至于我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无论它们是什么,都不会成为我的研究的组成部分。我当然也不推荐它们。我不是说,我们都应该竭力成为自由派:在我的任何著作中都看不到这种内容。
但是,你的确经常坚持我们在人文学科中的认识论价值观与自由主义推广的价值观的契合性。
是的,人文学科的研究给你更广阔的材料让你成为自由派。你从认识论角度坚持视角的多元性,你对自己的研究发现持试验性态度,这是研究者的最重要素质之一。果真如此,我们就不会确认“我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是说“我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如果在你思考的其他方面纳入这些专业性价值观---并不总是如此,我们都知道,不是所有学者都很谦虚---这或许让你同情自由派人生观(Weltanschauung),虽然两者不是一回事。
你认为这是人文学科领域或者在整体学术界有这么多自由主义者的原因吗?
我的确这样认为。认识论偏爱和意识形态偏爱有一种笼统的融合。如果看看大学里的某些保守派同事,我会注意到他们的研究兴趣往往更有限制性,倾向于更快地确认自己发现的合理性。我在他们的研究途径中更少看到试验性,更少心甘情愿接受不同视角和可能性。
你认为整个政治光谱中的自由主义态度的失败---宽容、开放、迫切愿意参与和相反观点的讨论---与人文学科持续受到打着“适用性”、“社会相关性”、“用途”、“效率”等类似功利性幌子进行的攻击有关吗?过去多年的教条主义崛起与文科教育内在的气质的丧失有关吗?
我认为更多是教育体制在鼓励我上文提到的美德上的整体失败,没有认识到某种不确定性是常态,总是试图交换确定性。这个途径的对立面是我说的确认去争议性观念(de-contested notion):“这是正义的含义。那是自由的含义。”从众多可能性中选择单一含义有些过于自信了。
在这个重要的意义上,福利国家是失败的,虽然有在物质意义上它没有那么失败,它改善了穷人的生活水平,提供了社会保障网等。在某些过分单一性形式上,在鼓励不同公共利益版本以及实现这些公共利益的方式的对话方面,它是失败的。在讨论有关微妙的社会两难问题时,我们看到类似情况。看看美国在支持堕胎和反对堕胎群体之间的冲突:就好像两个立场之间根本就没有交集点和妥协空间似的。面对社会议题也出现零和游戏观点和根本不妥协的途径。这种将政治理解为完全对立的冲突其实受到政党的鼓励。这当然总是如此,但是,我们看到这种现象在欧洲变得愈发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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