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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平: 长征胜利80周年总结之一:为何红军都要去陕北
关键字: 红军长征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陕北西安红军为了这么大一块利益,蒋介石集团当然愿意和帝国主义合作,保护各国在华资产,以低税率和反苏来维护帝国主义利益,从而借关税和盐税(同样集中于沿海)去压倒内地军阀。
1930年中原大战前后,关税已经占国民政府收入的51%,还有14%是盐税。所以蒋介石“大度”地向各省军阀宣布,中央不再要各地的土地税,既缓和了矛盾,也不影响他称雄中国的目标。再过几年,井冈山时代的军阀争霸局面渐渐退潮,南方革命根据地真正的考验就到了。
此外,20年代末正逢大萧条时代,西方列强一片慌乱,干预中国的力度较差。到了30年代初,各国勉强控制了局面,法西斯国家开始抬头,蒋介石趁机搭上了纳粹德国这条线,用钨砂贸易换来了德国军火和顾问,全力对付红军,英美也默许纳粹和中国的合作。
帝国主义再次联手压制中国的革命形势。可以说几年前培养红色政权的客观有利条件已经大大弱化。这是从东南向西北长征的必然性。
真的没有别的选择吗?
毛主席为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开列了五个原因。第四条是强大红军的存在,第五条是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虽然客观条件有所退化,但这两个主动因素的确有一定的增强:红军到了30年代中期已经有十余万核心力量,苏区建设也逐渐摸索出了经验。
用这两个日渐增强的条件去抵偿逐渐弱化的客观条件(军阀混战平息、帝国主义重新伸手)是可能的,但非常依赖于领导集团的实际操作水平。对于如何扬长避短以赢得战争,毛泽东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
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必须承认,1932年后客观不利条件在增强,毛泽东也没有说自己的方案必定应验,但至少他指出了红军在长江中下游扭转局势的最好机会。因为国民党“中央军”缺乏政治动员,士气低,行军慢,野战能力差,前几次围剿以数倍的兵力优势被红军野战击败,这次只能靠堡垒步步为营,以战术防守来实施战略进攻。
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进得一步,即守一步,不为防线而为铁板式平面,逐渐推进,缩小匪区”、“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这种保守战法显然存在非常大的漏洞。
具体而言,中国是个农业国,几万个水泥碉堡和几千公里的军用公路是一笔巨大的投入,蒋介石不可能在中国东部修满工事。而且碉堡和公路不能移动,国民党军的侧面和后方必定存在巨大的机动战场空间,只要能突破(绕开)防线到敌军后方,威胁江浙沪核心区,切断敌人围困兵力的后勤,“中央军”就必须脱离碉堡回援,在红军的预设战场上进行野战,这就是扬长避短。
当然,在碉堡群中间打出突破口也不是容易事,但在半殖民地经济下,蒋介石并没有钱搞全面包围,只能在北方设置主防线,由顾祝同带领中央军龟速前进。西面防线交给了半心半意的湖南军阀何健,南面防线交给了粤军陈济棠——就是那个长征前夕和红军达成让路协议的陈济棠;
至于东面……是早就想干掉蒋介石的十九路军蔡廷锴。这三支军队未必喜欢红军,但绝不愿意看到蒋介石一家独大。红军如果以蒋介石的地盘为目标进行迂回突破,他们也不会很认真抵抗。
实际上,参加过一二八抗战的十九路军何止是消极怠工,他们在第五次围剿的高潮阶段宣布福建独立,反蒋建国!蒋介石的防线出现了漏洞,还被迫从正面抽调部队进入福建对付十九路军,为此把众多主力的侧翼暴露给中央苏区。
图6 福建事变地图。红军未能侧击入闽作战的“中央军”
十九路军策动福建独立,客观上是因为蒋介石集团封建本性和年轻军官社会改革思想的矛盾,但能在如此恰当的时机爆发,可以说超额完成了毛泽东对军阀矛盾的预期,对危机中的红军是一个天赐良机。就在长征前数月,寻淮洲从东路带几千人北上,以实际上两个团的兵力在敌后纵横数月,靠1200条步枪杀入福州郊区,联合十军团(合计数千战斗兵员)打到了长江岸边的青阳县,充分说明了机动作战的可能性。
此时中央红军尚有5万骨干,如果积极配合十九路军,完全有可能打破蒋介石的封锁,甚至可能直接重创蒋介石政权。但是,当时毛泽东并不在红军领导层,博古、李德等高层领导战术上崇尚硬碰硬,战略上拒绝和十九路军合作,坐视蒋介石镇压福建事变再回来围剿,浪费了最后一次立足南方的机会,只能选择战略转移,走上长征之路。
第五次反围剿之前的多次错误决策也要为红军被迫长征负责。
比如说,当时的党中央醉心于攻击中心城市,多次强令各路红军围攻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本来1932年苏家埠战役后,四方面军已经有三四万骨干力量,在鄂豫皖根据地大有可为,结果中央一声令下围攻武汉,中央代表张国焘、沈泽民带领四方面军南下大伤元气,被迫放弃淮河流域的大别山,向西1000公里到四川北部去发展。
同时被中央强令攻击武汉的还有洪湖的贺龙部队,贺龙因此不得不放弃洪湖苏区,到贵州边境重建根据地。甚至四川川东游击军的王维舟部队也被命令奔袭武汉,为此差点丢光了四川红军的家底,险些无人接应四方面军入川。之前毛泽东彭德怀被强令第二次攻击长沙,也几乎葬送了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老底子……
这一系列错误决策浪费了大量实力,如果积攒起来,本来也可以在1934年多上几万精锐红军和十几个县的根据地,让蒋介石剿不胜剿。
但历史没有如果,一个新生的组织不可能避开所有失误,战争往往就是比双方谁的失误少。每次都指望自己掷出六点才能的人,必定是末路赌徒。毛泽东也不是天生就应该有绝对的权威,他的决策能力不仅要用他的正确来证明,往往也需要很多人的错误来证明。
第五次反围剿的结果固然是失败,但为年轻的共产党提供了一次新的磨合机会。毛泽东跟着自己参与创建的红军和党走上了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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