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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平:超越冷战思维,延续中国经济奇迹
关键字: 中国经济冷战思维GDP工业社会高等教育中国奇迹稳定的原因首先是经济高速增长,发展缓解了矛盾。第二个关键因素是进入工业社会的始终是少数人。还停在农业社会的多数人没能力挑战秩序;而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的人,和西方中产阶级一样,有特权和优越感,潜意识里知道自己是既得利益阶层,倾向于保守。所以政治结构承受危机的能力比较强。
二元体制稳定社会
比如说,30年前的工人,虽然对物价和腐败不满,但由于国企福利高,亏损也要发奖金,而且允许接班顶岗,效率下降也要招人,大多数国企子弟都能就业。城市居民还是有很明显的保守心态的。他们承认社会问题很严重,但年轻人企图发动变革,无论什么变革都可能伤及自己的特权身份,还是不要跟进的好。80年代的危机就靠这个基础被平息了。
前面说57年引发反右的汉阳事件,学生两次冲进县委,是谁自发去制止他们呢?是工人、全家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的工人。文革期间,大多数所谓的保皇派组织,也是由这些收入稳定的工人组成的,他们会主动阻止造反派夺权,维护原有的党委班子。
到了文革后期,知青政策虽然有利于农村教育,但是明显得罪了大多数城市居民,让工业社会的主流人群不满,所以知青政策和造反派干部都受到反对,文革也就结束了。76年之后,政府放弃了知青下乡,城里人立刻说改革开放好。
但是,现在这个结构不存在了,大多数人口已经完全进入工业化社会,他们不认为自己属于既得利益阶层。许多在统计上算农村人口的孩子,实际上在城郊结合部长大,只是坐大巴回过几次故乡,在城市再穷也不回去了。前年我回农村搬东西,一个村都找不到三四个壮劳力帮忙,被迫回到县城雇几个人再来。
这种情况下,整个国家的年轻人都共享同一种小资产阶级意识,也共享底层意识。万一有什么动荡,他们不可能因为既得利益而默认支持现体制,80年代自发的稳定性已经消失了。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一下现在香港台湾的街头运动。
发达国家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20世纪初,大多数列强都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在社会结构上都只能算半工业国。所以,多数国家可以不承认什么民主,都是以精英政治乃至王权作为真正的合法性。就算开议会,也严格限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把财产、学历和血统当做参与政治的前提。世界上第一个法律上的普选国家,反而是后来被骂作专制的苏联。但在社会完成工业化之前,在教育普及之前,这样的社会很稳定。以至于有人说后膛枪时代无革命。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把工业化潜力都动员起来,让农民加入工业社会去打仗。结果呢,打到1917年,不止是俄国,几乎所有的国家的军队都拒绝打仗,都想推翻政府,普遍支持革命。德国是这么投降的,俄国也是这样变成苏联的。
欧洲各国的国王或皇帝倒台的时间,和两次世界大战一致
这充分说明,在人口普遍工业化以后,如果上层建筑不容纳他们的政治诉求,不给他们新的归属感,还要动员他们的工业化力量,很可能是政治自杀。
四 工业人口的诉求
12 政治正确性很重要
两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确立了新的政治正确,就是普选制和人人平等。我们可以说这个政治正确很虚伪,执行起来依然是金钱说话,依然有潜规则。但客观上,它给了基层一定的参与感,通过选举这个仪式,让平民表达了观点,发泄了一定的怨气。然后政治精英再通过政治资金和专业的宣传团队操控选举,在赚钱的同时对抗民粹主义。
这个制度当然有很多问题,但客观上,它保证国家在工业化人口中有一定的权威,在普通人的潜意识里打造了合法性,能够应付政治危机。比如说前面提到工业国相对中国的高税率,比如说公务员的比例比中国高,警察、税务机关执法的力度比中国强,都是依托这套制度提供合法性,压制资本和反社会力量。
从全世界来看,没有工业化的国家强行仿效这个制度,那是找死。大多数被美国灌输民主的国家都一团糟。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选择这个制度,也不一定能避免所有问题,比如说乌克兰前些年的人均GDP还相当于中国沿海省份,现在已经连贵州青海都不如了。
但是如果完成了工业化,但还是不给基层开放参与政治的渠道,同时宣称西方那套是邪恶的东西,不可以学习,甚至不可以讨论。那这一套就真的会上升成普世价值,会在社会潜意识中成为真正的政治合法性。甚至大多数公务员和领导也信这一套。从目前来看,选举政治在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可能比在美国更强。我过去接触的许多干部,都喜欢私下说西方制度好。
近几年的群体性事件,大多都是在模仿这个合法性。一般来说,抗议者不代表大多数,要求也未必合理,比如说许多集资案的投资者。赚钱的时候没交税,也不听政府劝阻,亏了就堵路要政府负责。又比如许多手续合法,经过环评的项目,像厦门px事件,广东江门的核燃料工厂,许多地方的变电站、手机塔,也会被上街抵制。实际上,在这些项目中受益的大多数人没有发声,少数人的抵制既浪费了经济资源,也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
但政府往往会屈从于这些不合理要求,就算不得不恢复公共秩序的时候,也总是不好意思下手,派了武警还要封锁消息,像做贼一样。这说明,从官员到群众,再到全中国的网民,都认定政府的行为缺乏合法性授权,没法拿到台面上说。结果就是少数人以人民的名义谋求非法利益,反而舆论上占优势,比政府拥有更高的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想更深地干预经济,一个必要前提就是获得工业人口的普遍认同,重建合法性。这个合法性需求要比西方国家还要强。因为欧美只需要保持当前地位,中国需要赶超,需要更深入的动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员摧毁了许多刚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如果不能在工业化社会建立牢固的合法性,动员力度越大,隐患就越多。
80年代的苏联完成了城市化,工业化,大学入学率超过20%,一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经济增长率也不输西方。但是,苏联进步越快反而怨言越多。这时候某些干部觉得应该收紧制度,抵制西方影响,加大投资,恢复到斯大林的道路上去。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某些人就是这么想的。
其实戈尔巴乔夫刚上台的时候也基本赞同他们的看法,把中央委员换了一遍搞集权,也要集中资源搞投资,缩短和美国的技术差距。但是呢,在一个人口已经工业化的国家搞动员,还要维持前工业化时代的政治体制,必然会激发巨大的矛盾。所以戈尔巴乔夫很快撞墙了,政策阻力越来越大。于是戈尔巴乔夫做了个180度急转弯,全面照搬西方制度。
回顾一下戈尔巴乔夫的履历,可以发现,虽然他提拔很快,但也有很多基层经验和执政经历,不能算是拍脑袋办事的干部。他的困惑在于,作为苏联全面工业化之后的第一个年轻领导人,他必须有所作为,但是旧的道路肯定是走不通了,所以进退失措。
而且80年代苏联的对手也是列宁斯大林都没遇到过的敌人。80年代的西方不再是一个贵族公开专政的社会,资本主义经过世界大战和60年代的内部整合,重建了合法性。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再过20多年,美国就要选黑人当总统了,过去的许多意识形态短板都开始消失,再用老套路搞宣传,就像一拳打在空气上,反而会拉伤自己的肌肉。
所以戈尔巴乔夫陷入了迷茫,不知道该怎么走,遇到阻力就把方向盘转180度试试。我们现在知道他的机会主义没有好下场,但也必须承认,之前苏联的老路也不是办法。完成工业化以后,苏联执政阻力必然越来越大,就算戈尔巴乔夫1986年死了,只要苏联领导人不肯正视工业化之后的社会发展趋势,不能找到更好的方式来搞动员,可以说衰退和解体是必然的结果。
13 政治不是一根棍子
回头说中国,现在基层的政治态度是什么呢?实话实说,不说你们这些网络时代长大的新人,就看我的同龄人,乃至比我大的人,也是不信服官方宣传的。我这几年和同龄人聊天,比如军官,基层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大家说起这些官方的宣传,不鄙视就不错了。而且搞宣传的干部和军官说起政治笑话会更刻薄。
我不认识什么高层人士,但县市级的干部也接触过一些,感觉也一样。曾有一次,一个县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们现在赶上好时候了,允许随便说话了,将来肯定更好,到那时候我们就像美国现在这样。就我的个人见闻,其他中层干部大多也是这个态度。当然现在干部管得严,类似的话不好公开说,但客观情况就是大家心里都不信官方意识形态,也知道别人不信,只是平时没必要表态而已。偶尔会有人说政府也不容易,明知道社会变了,宣传上也得撑住面子。这算是最讲政治的说法。
现在回头看看,戈尔巴乔夫把苏联搞垮了,他错在哪里?错在他默认意识形态是一根棍子。棍子左边是专制、大政府,国有经济,政府干预个人生活;右边是民主、私有制经济,个人自由。实际上呢,政治比棍子复杂的多。就像前面举的例子,美国比中国更像大政府,这说明,一根棍子至少可以拆成两根,变成二维坐标系。是不是可以拆成三根呢?肯定可以!关键是要找到能促进发展的稳定坐标。不能把自己的大脑限制在棍子上。
单维度政治光谱
二维政治坐标系
回顾一下前面的讨论。首先,赶超欧美需要进一步集权,增加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能力,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其次,绝大多数人口已经工业化,他们需要分享权利,需要对制度有归属感,有代表感,否则越是动员,政治风险就越大。这样,其实答案已经有了,就是第一象限,右上角。强势政府和大众民主的结合,这听起来很矛盾,但很可能是唯一能走通的路。
其实,中国领导人在历史上做过类似尝试,而且是非常严肃的尝试。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经济数据。
刚建国的时候,中国经济的主体是农业,只是在大跃进期间靠手工业强行推了一波工业,并不能持久。发展了十几年之后,终于工业超过农业产值,具体是哪一年呢?1966年,工农业产值都是710亿。当然,1967年因为文革动荡,工业跌回去了,但毕竟机器和工人都在,国家的权威也在,所以很快恢复生产。1970年,虽然农业产值又增加了90亿,但工业产值已经超过农业产值100亿。
中国GDP构成1
中国GDP构成2
这说明, 1966年是一个里程碑年份。这一年尽管多数人口还在农村,但从经济力量来说,几千年的农业社会被工业压倒了。从此考虑中国问题,必须考虑工业社会的制度设计。
1966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1949到1966年是17年。小学教育6年,中学6年,大学4年,合计16年。这说明,1966年,第一代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已经毕业了,同时还有累积上千万自己培养的中学生。从这些数据可以推断毛泽东的一些想法。
其实毛泽东从建国就不完全赞同复制苏联制度。但苏联给中国工业提供了本钱,而且苏联也是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搞工业的,很多经验适合落后的中国借鉴,所以还是全面学习苏联。但从毛泽东1956年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来看,他一直想在制度上有所突破。
242 八届二中全会讲话
不过,毛泽东同时也是一个很冷静、很现实的人,他有政治理想,但绝不是无政府主义,不会因为讨厌这个制度就立刻砸掉。他必须要等到手里有一定本钱,等到有工业化基础的时候,才会去落实理想主义。因为这个时候才能指望工业化社会的创造力。具体过程我就不讲了,总之五十年前的1966年,毛泽东在工业社会初步成型之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为什么要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名呢?因为我想强调: “无产阶级”四个字说明这是工业社会的运动,“文化革命”说明毛泽东要从文化,也就是上层建筑下手。合起来,就是毛泽东承认农业时代建立的政权有问题,迟早会被自己创造的工业社会摧垮。与其坐等灭亡,不如主动变革,让工业化社会培养的人冲击旧制度,建立一个更符合工业社会规律的新制度。他挑选的接班人比如吴桂贤、王洪文,都是50年代在新中国参加工作的人。
一方面毛泽东要建立新制度,用新人,要动员群众;另一方面毛泽东并不想搞无政府主义,反而要鼓励造反派打造强有力的政府。这就是毛泽东在上面那个坐标系中向右上角做的尝试。
当然,我不是说毛泽东按着计算器决定发动文革的时间。那是算命先生的做法。但在我这个工程师看来,发动文革的时间不会早于60年代中期,因为之前工业化社会还太弱;但也不会太晚。因为1970年毛泽东77岁了,他不会到临死才做一件不知道持续多久的事情。有90%以上的概率,毛泽东会在60年代后期发动文革,而且第一个动作必然是动员青年学生。所以说,文革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选择。
我并不打算给文革翻案。一方面文革带动了平等化运动,比如说知青下乡和赤脚医生制度,也冲击了拼爹现象,明显对发展有利;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毛泽东和造反派并没有构造一个真正适合工业社会的制度,而且也无法应付文革在工业社会内部激起的阻力,从这个角度说,文革的初衷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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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楚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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