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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钱怎么没的 先说钱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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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在金融业的视角看来,基础工业有重要的“先天不足”。
基础工业的进步和一般工业企业不同。一般的工业企业,尤其是轻工业的进步往往是基于现有的各种工业技术,重新排列组合,改进修补,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或是新的消费品。这样的进步虽然是渐变积累,虽然没有本质上的突破,但好处是很直观。只要技术改造真的有效果,发明者(机构)就可以申请个专利,带着样品或图纸去找投资者,展示新产品,或者说明如何压低成本。投资者就算自己看不明白,请个技术顾问也可以分析一下。有效就可以投资,就可以开工。要是企业自己做出的技术改造,也可以请银行来评估一下资产,融资开工。总之,基于现有技术基础,重新组合出来的技术进步很容易预估利润,因此能够被金融企业理解,可以获得信用货币支持。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最著名的一个创意班子带头人,爱迪生就是这样和摩根财团勾搭上的。
基础工业就不太一样。尽管基础工业也存在许多渐进式的进步。但归根结底,在现有的各种方案中排列组合,技术储备总有吃光的那一天,而且指望不上别人来提供新方案。只有不断地向未知领域探索,制造此前从未尝试过的机器,才能持续地提高效率,向整个工业体系提供新技术。为了建造新一代的机器,大型的重工业企业甚至要深入到科学的前沿,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把最新的科学成果转化为工程成果。比如这意味着经常性地承受失败,以及利润前景的不明朗——这正是金融资本最厌恶的东西:风险和未知的风险。
简单地说,就是金融资本的判断,最终必然体现为银行工作人员的判断。作为外行的工作人员,对于基于现有技术的开发可以预估盈利能力,对于向未知领域的技术探索很难估算盈利能力和风险,所以本性上厌恶向基础工业进步投资。如果让金融行业自主地决定投资方向,这个趋势显然会拖慢基础工业的进步,最终导致经济停滞。
实际上,这正是欧美200年来的现实,而且随着技术开发成本不断增加而越来越严重。能扭转这个现实的因素只有军备竞赛。
军事投资有个很大的特性——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敌人。军队虽然不喜欢浪费钱,但更不希望看到敌人拿到比自己先进的武器。所以,在财政允许的范围内,军队愿意承担一部分失败风险,乐于向基础研究投资,拉动基础工业的进步,在武器订单内开销巨大的研发费用。而且现代军队作为一个国家机构,本身也拥有足够的技术专家,拥有自己的理工科大学、研究院。他们能够对某些风险研发做出比金融界更正确的判断。
所以,虽然军备耗资巨大,虽然坦克飞机不能吃不能穿,但往往越是增加军费(航天拨款),制造武器,基础科技进步和基础工业发展就越快。从军事角度说,这些研发或成功或失败,但这些技术进步“溢出”到民用工业,会迅速地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让所有人更有钱。微波炉的发明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雷达研究中一个工程师发现磁控管融化了他口袋里的巧克力,他说服军方基于这种热现象研发一种新武器,新武器没出来,但微波炉上市了。冷战中这种故事千千万万。看似浪费的军事订单成了美国经济实际上的发动机,看似政绩工程的阿波罗计划换回了百倍的收益,美国(以及享受美国技术溢出的盟友)因此保持了几十年的世界老大地位。这正是孙子兵法上说的“以迂为直 以患为利”。
冷战不止美国一方,苏联也在搞军备竞赛,也因此占住了世界一级的地位,70年代前增长速度还远高于美国,从不到美国3成的实力逐步上升到美国7成的水平。但80年代后的苏联并没有因此欣欣向荣,反而逐渐停滞,最终解体。这除了文化上的因素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苏联并没有正确理解自己的优势所在,没有理解强大军工——重工业本身就意味着无限的财富。
80年代的苏联和美国一样,大部分精华人力投入到以军事为中心的高科技工业,剩余人力已经不足以去转化军工业的技术进步,生产足够的消费品。面对这个问题,美国把工业向海外转移,通过金融优势回收产品解决问题。苏联却反过来开始怀疑自己的优势所在,转向市场化路线,放弃工业规划、减少军费、降低军重工投资以解决暂时的经济困难。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结果自然是越改问题越大,最后一跨了之。
不过,既然军备竞赛成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冷战结束对于金融集团本来就异常强大的美国来说不是个好消息。随着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美国的基础研究也越来越少,实体经济进步越来越依赖于冷战期间的技术储备。等到互联网-集成电路代表的这一轮经济高潮过去,美国最大的依仗已经是通过金融向全世界吸血,制造投资泡沫。军费中用来养人、维持运转的费用越来越高,用来搞研发的比例越来越低。等到吸血也填不满美国金融泡沫的时候,2008金融海啸就来了——距苏联解体不过17年。
吸取美苏经验教训并不等于重演历史。既然军备竞赛拉动经济只是一个间接路线,中国不一定非得发起一场新冷战才能拉动经济,毕竟冷战是世界随时距毁灭只有半个钟头的时代。中国并不缺把新科技成果转化成消费品的人力,只要中国能避免被眼前的经济波动牵着鼻子走,坚持落实产业升级规划。中国不需要像美国那样消耗世界一半的军费,也能保障经济的稳步发展,也能让“钱”越来越多。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最终中国必然需要一个“工业总参谋部”。从短期来看,中国至少要避免让银行主导产业政策,让银行在工业经济方面更专业化,更“懂行”。像精细化工等短板领域需要专门的融资机构和融资政策。眼下建交农工、国开行、农发行的业务高度同质化,在房地产热潮中一拥而上的局面必须被扭转。
对于银行来说,一块钱和另一块钱之间可能没有什么区别,但对于全社会来说,投向基础工业升级和研发的一块钱,和投向一般消费品领域的一块钱、投向房产泡沫的一块钱大不相同,区别就像给孩子交学费和买玩具那样大。把决定投资的权力交给银行,就像把家庭财政交给小学生来管一样,后果不堪设想。
10 四万亿
总的来说,中国现在经济学界流行的还是自由市场至上的思想。不意外的话,对于我这一番用政府干预来解决“钱荒”的言论,必然会有人搬出四万亿投资的事情来打脸——若非政府主导投资,扔出四万亿廉价资金见项目就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投机泡沫?怎么会惹得李总理不惜主动引发“钱荒”来挤泡沫?吃政府的亏还不够吗?
谈到这个话题,这就必须好好回顾一番四万亿的前因后果。
从直接原因上说,四万亿的问题出在美国。美国玩金融玩嗨了,全球印钱吸血,也在自己国内炒起了资产泡沫。等到美国意识到泡沫问题,印钱的手稍微一软,泡沫就破了。作为连锁反应,全世界通行美元的地方都出了“钱荒”。
前面提到过,那时候中国最主要的印钱办法恰恰是最不合体统的换汇。欧美钱荒了,中国出口市场明显萎缩,中国央行收兑的美元、发出的人民币都大幅下降。而中国实体经济规模还因为惯性而不断上升,所以中国必须用换汇之外的方式来印钱,不仅要补上美元流入速度下降的缺口,还要有更多的数量来安抚一片恐慌的市场。这就是四万亿的原因。非要给四万亿找个直接嫌犯,那还得归结到美国的金融资本身上。
当然,四万亿以及后续资金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印的,从中国人的视角看,这是对通货缺乏的正常反应,甚至可以说是好事——最起码从美国人替中国人印钱变成了自己印钱。发钞的主导权、印钱的铸币税都留在了中国。但是从实际执行来看,四万亿的确问题很大。
我当时在曾经碰上这样的事情,相距上百公里的两个县区同时要搞超级工业园区,立项的理由是金融危机前颇为繁荣的某大型工业企业要产业升级,要开新厂区,把很大的一部分生产能力和人员搬过来。企业搬迁自然要买工业用地;企业里的工人、工程师收入不错,自然要买房子,占用住宅用地,工人们还要在附近吃饭买菜看电影,还需要商业用地。这工商住宅用地都齐全了,建新城的理由也就出来了。
于是,这两个县区都以平方公里为单位征地、修基础设施。耕地指标不够就以土地整理的名义倒腾一批,再以农民进城城乡统筹的名义搞一批,不经批准先占一批,街道、给排水、土地平整、电力电信统统按照高标准修。至于立项的理由,首先是支持制造业,打造工业强县;其次是吸纳劳动力,让回流农民工有事干;第三是城乡统筹,给被占地农民解决社保;至于第四……再大的企业也不能一次用几平方公里的地,也得考虑点房地产开发项目,所以项目选址尽量要往省会的方向靠,往快速交通干线上靠,给房地产企业一个开发的理由。
这么大的项目,粗粗一算怎么也得十几亿的投资吧。要是分期开发,后面征地就难了,地方政府打算一票都干下来。一年全县也就三四亿的收入,县里肯定是没钱干这事儿的。于是就贷款,十几亿贷款是起码的,一家银行额度不够就找两家,还可以找政策性银行要低息贷款。既然有土地做抵押,有财政承诺托底(其实一回事),银行也痛快地签了贷款合同。新城迅速拔地而起。
唯一的问题是,最后这个大型工业企业去了哪个工业园?哪个也没去!因为金融危机之下,工厂销量也大大下降,急需贷款过冬,可工厂自己却拿不到贷款,自然没有建新厂区搬家的心思。幸而工厂的产品和基建间接相关,随着各地大上房地产项目,慢慢地也被救活了。但但繁荣程度远不如那两个开发区。既然闲钱不多,自然也就不琢磨什么新厂区铺摊子的大事,搬家的事情从此搁置,放进了中长期计划。你是不是以为那两个园区吃瘪了?错!人家卖地盖房子红火着呢,起码到这次钱荒之前日子还挺好过。
为啥厂子自身拿不到救急的贷款,拿工厂搬迁当概念的房产项却目拿的到贷款?原因很简单,房产项目有土地做抵押,有土地增值做利润来源,中间虽然也有些修基础设施的技术问题,但都是成熟技术。再加上地方政府做担保,自然贷款顺利。相比之下,工厂能拿出来抵押的资产都是设备和技术积累,这东西评估起来又麻烦又有风险,再加上金融危机打压销量,谁愿意吃力不讨好,在这当口支持企业技术升级?就算支持,企业拿出当初一个亿攒下的资产当抵押,银行评估一下,按照最保险的方式评估,能发两三千万贷款就不错了。地方政府(操作上通过融资平台)那边价值一亿的土地,由于价值直观,起码可以抵押8000万贷款,钱往哪边流不言自明。这就是“四万亿”最大的隐患。
地方政府不是中央政府的缩小版,在职能、权力方面有本质的不同。发钞权就是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地方政府没有印钞的权利,也不必为此担义务——保证钞票越来越多,而且一直能买到足够消费品的义务。领导自然关心的只是赚钱,增加本级财政收入,有了收入才有办法出政绩、攒官声。
所以,四万亿之错,不在于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在于给地方政府上项目的权利的同时,没有严格地规定投资方向,制定投资计划。结果地方政府和银行一拍即合,大上房地产项目,铺了一个到现在也没铺完的摊子。贷款跟不上的时候,地方政府就发地方企业债、拉信托资金避免烂尾,赚到钱了就发福利。等到房价停滞、钱荒来袭,再高的利息也拉不来接盘资金,地方债(严格来说是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主体的地方企业债)危机就开始按照缺口大小逐个吞噬地方财政了。
当然,地方政府和银行也不是不重视实体经济,就像上面说的例子,建新城的时候地方政府至少知道搞个产业园的概念。这几天被财经媒体盯得紧的唐山曹妃甸新区,也是准备大上工业来还债赚钱的。只是地方政府觉得,既然盖房子、修基础设施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用的都是没啥风险的成熟技术,还能立竿见影地拿到回报,当然要优先干。研究工业,配合国家产业升级,那是很了不起的大事,但回报期明显超过官员任期,也长于银行经理升职的考察周期。既然中央也没给分配明确的产业分工,了不起的事情还是留给别人去做吧。
所有地方政府和银行都这么琢磨,结果自然是基础设施相对过剩,工业相对不足。给地方债危机做辩护的人总说“实体经济怎么会有泡沫?”。但实际上这句话必须加个定语才合适:“发展平衡的实体经济怎么会有泡沫?”。中央政府自己不负责调整产业结构,把重大项目的权力扔给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结果就是实体经济中容易炒作的那部分成为泡沫,其他方向依然短板。印出来的钱还是没有依托。可见,四万亿的问题不是政府干预太多,恰恰是中央政府干预太少。
11管就要管到底
因为政府干预过少的“实体经济”泡沫远不止房地产。最近因无锡尚德破产、欧盟贸易战而引人注目的光伏产业就是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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